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民皆兵的时代，要么战要么亡

公元前453年，晋国的韩、赵、魏三家卿大夫联合起来，灭掉了当时国内最有实力的卿族知氏，瓜分了知氏占有的土地，形成了三分晋国的局面。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共同逼迫周威烈王将他们列为诸侯。春秋时代最强大的中原诸侯国晋国，就这样消失了。与此同时，另一个大诸侯国齐国，也被异姓贵族田氏篡夺了政权。

公元前386年，周安王正式册命田和为诸侯，田和成为田齐太公，姜氏齐国被田氏齐国取代。战国时期的七个主要诸侯国，即赵、魏、韩、齐、楚、燕、秦，被称为“战国七雄”的七国并立的局面形成了。战国的历史，就是这七个国家进行兼并战争、比拼国力的历史。其间，又有策士穿插其中，纵横捭阖，呈现了一幅云谲波诡的历史画卷。

春秋时期最强大的晋国，分裂为魏、赵、韩三个国家，合称三晋。魏国在战国初年，国势最为强盛，依靠强悍的武卒，一举成为战国时代的第一个霸主。韩国在三晋中国势最弱，但占据中原最为膏腴之地，经济发达，在灭掉郑国之后，实力更有所加强。长期与游牧民族对抗的赵国，胡服骑射后，兼并了北方的代国，大大扩充了版图。

齐国也是春秋时的强国，濒临海滨，物产丰富。田氏代齐之后，又加强了对鲁、卫等国的侵夺，疆域进一步扩大。齐国占有今天的山东东部、北部和西北部，以及河北东南部地区，国都临淄（今山东淄博西）。

春秋时期另一个唯一能和晋国抗衡的超级大国楚国，进入战国之后，依然不断开疆拓土，疆域为各国之冠。楚国占有今天的湖北，以及河南南部，湖南东北部，江西和安徽北部，陕西东南角，江苏西北和山东的部分地区，国都郢（今湖北江陵西北纪南城）。楚国是战国早中期疆域最大的国家。

燕国在七雄之中实力最弱，但因地处北方，非四战之地，所受的冲击较小，而且也在东北开疆拓土。西北方的秦国在经过二百多年的浴血奋战后，终于彻底征服了剽悍的游牧民族，占有了西北高原大部。

除了这七个国家，战国初年，还有宋、鲁、中山、郑、卫、周、杞、蔡、滕等小国存在。这些国家在战国七雄的兼并战争中先后被灭亡了。就在七国获得部分兼并战争胜利而使得疆域不断扩大的时候，冷兵器时代的战争模式也在悄然发生变化，春秋时期那种各国交战点到为止、揖让有礼的情况不复出现，取而代之的是殚精竭虑消灭对方有生力量的战争。于是，平民也开始被征发入伍，人数多寡成了最基本的制胜因素，为此各国都建立了数以十万甚至百万计的军队。

战国时期，各国普遍推行的户籍制度和郡县征兵制保障了兵源的供应，一旦需要，各国可以组织起数十万人的大军。一场战争，参加的人数和死亡的人数都相当惊人。公元前293年，秦破韩魏联军于伊阙，斩首二十四万人。公元前273年，秦败魏军于华阳，斩首十五万人。公元前260年，长平之战，秦国俘虏了四十万赵军，而为了应付这场决战，秦昭王把全国十五岁以上的壮丁悉数征发到长平。公元前251年，七雄中最弱的燕国，起兵六十万攻打赵国。与此同时，战争转变为阵地战、攻防战，战争时间极大延长。魏惠王围邯郸三年而弗能取。赵武灵王二十万大军攻中山，五年乃归。秦赵长平决战历时三年，赵国最终被打垮，但是秦国也遭受了很大的损失。

春秋时期的战争还讲究“礼”“让”，贵族们在作战的同时，还表现出“不擒二毛”这样的绅士行为。进入战国，这些礼仪的面纱逐渐褪去，战争变得更为残酷和冷血。当代历史学家许倬云曾风趣地说，春秋早期的战车武士，已经习惯了跟成千上万骑士般的武士进行游戏似的战斗，如果他被请去率领一支十倍于春秋时期的军队，来打一场讲究计谋、残酷血腥的步兵战的话，他肯定会感到十分迷惑。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陈相灵评价说，实际上，当时基本上各个诸侯国都是全民皆兵，可以说壮劳力都是战士，战争爆发了，可能都要出征的。步兵的作用日趋重要。西周、春秋时期，贵族喜欢随葬车马，全国发现过很多贵族的车马坑，随贵族地位的高低而规模不同。因为战车是当时最主要的战争工具，战车的数量是评价国力的重要标准。车兵与步兵是春秋时期各国军事力量的主要组成部分。

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继春秋时期之后的大变革时期。

早先，步兵都是跟在战车后面，辅助攻击以及提供后勤，但在春秋时期，晋国因为在与戎狄作战的过程中，发现步兵比车兵灵活，也开始建立自己的专门步兵队伍，被称为“行”。但那时步兵依旧还是点缀。随着战争规模扩大，统治者实行全民皆兵，普通百姓到年龄就征发入伍。对他们来说，驾驶战车这项复杂的技能一时之间很难掌握，加上战争开始采取诡道，场所也从广阔的平原迅速扩展到山林、江河和险要之地，车兵在山林之地远没有步兵机动灵活，极易受地形限制。而步兵普遍装备有远射的强弓劲弩，能在远距离、短时间内将排列整齐的车阵射得阵形大乱。所以，步兵的作用也日趋 重要。

高大的城墙在冷兵器时代的防御作用非常有效，各国纷纷兴建长城抵御敌人的进攻。内长城用于防御七国之间的相互征战，外长城则用于防御北方少数民族的侵扰，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所修建的长城，便是以赵、燕、秦三国原有的长城为基础的。不仅如此，战国时期，各国都在边境和交通要道上建设关塞，利用山水之险，赢得作战之利，而不像以往那样在平原广隰对面决战。同时，由于冶炼技术的发展和严格的管理制度盛行，弓弩之类的远程武器开始进入工业化制造，并在军中普遍运用。

战略、战术的发展，让战争更加追求速度和灵活，而骑兵的兴起，使之成为可能。马是很早就被驯服的骑乘工具。早期中原人不会骑马，马只是用来驾车。在春秋末年，开始有人骑马，但在马上骑乘自如地打仗，这技巧还没有掌握。

战国时代，中国北方生活着的游牧民族已经掌握了精湛的骑射技能，行动轻捷便利。与多个少数民族接壤的赵国，备受胡骑侵扰之苦，赵国虽然武器精良，但是笨拙的战车和迟缓的步兵，在“来如飞鸟，去如绝弦”的胡骑面前，只能是挨打的靶子。

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痛定思痛，下令“胡服骑射”，穿胡人的服装，学习胡人骑马射箭的作战方法。朝野一片哗然。保守派大臣竭力反对。武灵王不为所动，劝说反对派首领公子成，让他和自己一起穿上短衣紧袖的胡服上朝，自上而下推广“胡服骑射”。赵国很快训练出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到处扩张，同时收编了北方游牧民族林胡和楼烦的骑兵，战斗力得到了大大加强，一跃而成为战国时代仅次于秦国的强国。

而秦国的强大，也跟它地处西陲，与少数民族接壤，早就学会了骑射有关。而且，秦国的疆域内，是中国最好的骏马出产之地，秦国的军事力量，与它拥有取之不竭的战马资源息息相关。战国时期，骑兵虽然最初只与兵车混合编制，但很快就发展为单独部队，配合当时主要的作战兵种步兵作战。因为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机动能力，在中原地区各国，骑兵部队很快成为战争中的主力兵种之一。此后车、步、骑三种兵种的配合使用,成为中国整个冷兵器时代兵种配合的基本形式。

战国七雄的军备竞赛。南方的楚国，在骑兵方面就明显处于下风。南方卑湿，不产战马。一直到汉初，位于南方的长沙国还给中央上书，希望允许到关中买马。不过，铜矿资源却是南方丰富，楚国的繁阳是著名的铜矿产地。数千年来，铁、铜等金属矿藏一直是所有国家最重要的战略资源，拥有丰富矿藏和先进冶炼技术，就意味着有可能成为雄霸一方的超级大国。

战国时期，冶铁技术刚刚被人们掌握不久，正处于发展时期。战国时期是青铜兵器与铁兵器并存的时代，当时各国都已经有了重要的冶铁手工业地点。冶铁技术推广以后，古人开始扩大炼炉，加强鼓风设备，提高冶炼水平，并发明了渗碳制钢的技术。战国后期冶铁技术的长足发展，让武器也不断升级，大量钢铁兵器应运而生。戈、矛、剑、戟等手持武器质地因而变得坚韧锋利，杀伤力大大提高。

大转折——长平之战。

公元前263年，秦国不断攻占韩国的城池，又切断韩国上党郡和韩国本土的交通。韩国欲献上党向秦国求和，上党郡守冯亭不愿意投降秦国，就将上党郡十七城邑献给赵国。赵国欣然接受，派大将廉颇驻守长平。秦国显然不会放弃。公元前262年，派王龁进攻长平。秦赵两国都倾举国之力，在长平集合了近百万大军，沿着长平城左右五十多里的山地建筑垒壁。这是一场关乎两国生死存亡的 决战。公元前260年长平之战中赵军大败，四十万人降秦，秦将白起将他们全部活埋，仅仅释放了二百四十个年幼的战俘，让他们归赵后散布秦国之威。

长平之战遗址，故址在今山西晋城高平市城北10公里的长平村。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陈相灵评价说：战争就是战争，战争本身就有非常残酷的一面。对战争来说，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军队，如果只把对方军队击垮而不消灭它，那么它明天可能还要武装起来，这样会为统一六国带来很大的困难。在这样的情况下，白起坑杀赵军四十万，通过这一战，就彻底把赵国的基本力量消灭了，赵国后来对秦国形成不了大的威胁，这是秦统一六国当中的一个转折点。秦国因为赢得了这场战争，大大缩短了统一六国的进程。

两千多年过去了，这场战争一直存在于人们的口口相传和史书记载中。司马迁的《史记》，对秦军几百年间发动的每一次战争都有记载，长平之战是《史记》中唯一一场对过程和细节都记载得比较详细的战役。但战争的具体发生地，由于时代久远，已经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

1995年，山西高平永录村发现一处尸骨坑，出土了大量尸骨和刀币、布币等文物，专家经研究认为，这里就是长平之战时秦将白起坑杀赵军四十万降卒之处，当地政府在这里修建了长平之战纪念馆。与其他纪念馆的馆藏不同，这里只有层层叠叠的白骨。目前，在长平已经发掘出的十七个尸坑中，赵军将士的尸骨随意叠压，有的头盖骨上、胯骨上、胸腔内遗有箭头，有的四肢有明显刀砍痕迹。这些沉默的尸骨，印证了史书中对秦军野蛮残暴行径的描写，也诉说着战争的惨烈与无情。

长平之战是秦朝统一之前的最后一次大决战。之后，六国再也没有力量和秦国抗衡。历史在这里开始转折，统一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秦国势如破竹，统一六国已经指日可待。

以上就是关于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民皆兵的时代的内容，本文摘自《中国通史（卷一）·从中华先祖到春秋战国》，卜宪群总撰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撰稿，华夏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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