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的理由

朱元璋从来没有废除过宰相制度，因为这个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就从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消失过，也没有实际存在过。

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制造了著名的胡惟庸案，砍掉了包括丞相胡惟庸在内的无数人的脑袋。事后，朱元璋宣布废除丞相制度，并且严令此后子孙后代不许再立丞相。这件事被视作是一千多年的丞相制度的终点。

但是丞相这个职务存在的真的有那么久么？并不是。“丞相”这一职务最早出现在秦朝，西汉也被用来称为文官首领，但到了东汉，丞相就基本没有了，只有曹操和诸葛亮复活过。他们死后，魏国和蜀汉也没有再出现过丞相。此后，丞相的再次复活，就是要从南宋到元再到明初了。

而宰相这个名称，作为一个专有的职务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一般只是对首席文官的尊称而已，历代的宰相都有不同的对应官名，比如丞相、司徒、尚书令、侍中、尚书仆射、同平章事等。

朱元璋生前，确实是把原先的相权握在手里了；但他死后，他的儿子迅速搞出一个内阁出来，内阁大学士也就变成了事实上的宰相。哪怕是专制如清朝，军机大臣倘若身兼大学士，也仍可以视为宰相。

宰相的幽魂之所以从未消散，因为皇帝也是人，也需要有人给他干活。如果国家所有的事情都必须交给他一个人来办，那皇帝迟早累死。有鉴于此，就必须有人来帮皇帝当管家，这些人就是宰相。不管皇帝愿不愿意，也不管皇帝怎么制衡，只要他们没强大到自己一个人把活儿干完，就必须得有宰相。这是朱元璋怎么也灭不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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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宰相制度起源于商代，丞相之名始于秦，秦朝正式建立了宰相制度，丞相则是中央行政体制的首脑。宰相只是中央行政体制中的一个通称，每个朝代称呼不一样。秦汉时期，称丞相或相国，东汉时称为司徒；隋唐称宰相为中书令、侍中、尚书三者官员的通称，具体名称则因时而异。然而，宰相制度发展到明朝时却被废除。

秦王嬴政设丞相、御史大夫、太尉三公，同为宰相之职位。隋唐时期，建立了以三省六部制，标志着宰相制度的进步和发展。唐代的宰相制度，是在沿袭了隋朝旧制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政事堂地位日渐提高，成了宰相议决军国大政的最高国务会议。

五代十国至宋代，宰相制度基本上沿袭唐制。明太祖洪武建元之前，设有宰相，及至十三年左相胡惟庸专权，遂罢中书省，宰相制度从此被废除。

明朝初中央设有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总天下之大政”。中书省为百官之首，权力非常大。朱元璋为削弱中书省和百官的权力，首先废除了丞相的权力。洪武九年，朱元璋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合称三司，分管掌管地方民政、司法、军事。

朱元璋是通过农民起义登上皇帝宝座的，在对待功臣问题上，朱元璋做到了“诛戮功臣”，其残忍程度千古未有。朱元璋废相后，所有权力都集中在皇帝一人身上。沉重的政务负荷使他不得不开始寻找制度上的对策。于是，“内阁”应运而生。到明成祖朱棣时期，真正意义上的内阁才成为皇帝的智囊团。

宰相制废除，皇帝对朝臣、百姓都有强烈的戒心。于是，效忠皇帝的特务机构又出现了——锦衣卫组织，这个组织逐渐又变成皇帝惩罚异己者的工具。锦衣卫也是后来东西厂卫的先例。

朱元璋虽规定宦官不能干政，但随着后世皇帝的需要，宦官逐渐得到皇帝的重视，于是司礼监与内阁并立。皇帝为了弥补废相带来的制度上的缺失，不断利用内阁与司礼监互相彼此制约。废相其实是“皇权”和“相权”之间的斗争，标志着由君主集权发展到君主专制的演变，最终推向了君主独裁，应该说是一种退步。

元末明初，中原大地上群雄并起，到处都是称王称帝的地方割据势力，这些“王”、“帝”大多数出身贫苦人家，哪里懂得什么朝廷礼法，我们这个年少出家的游方和尚出身的明太祖也是不了解这些深奥的东西。然而统一了天下，建立了政权，进而也自称皇帝之后，就必须创建自己的礼法制度。

尽管朱元璋身边不乏文人谋士和儒学大家，但毕竟大家都是从元朝过来的，经过了近百年的异族统治，根本没人能说清真正的汉家正统礼法应该是什么样，那么最简单的便是“拿来主义”，元朝怎么弄我们就怎么弄。明初的各项制度就是照着元朝来的，除了一些种族歧视政策外，朝廷礼仪、行政规划基本上全是元朝的翻版，其中宰相制度也是保留元制的重要一项。

自秦设立丞相以来，君权与相权的斗争就是此后数千年的封建王朝的主旋律，到了元朝，丞相的全称是“中书省丞相”，包括右、左两位正职“丞相”和 几位副职的“平章政事”。“诸大小机务，必由中书”，丞相们所把持的中书省权利很大，可以说是全国的政治中枢，深居皇宫内的皇帝只负责“签字画押”。

元朝之所以出现丞相权利超级膨胀的现象，这与元朝的皇位长期不稳定有关，元朝立国108年，开国的元世祖在位36年，亡国皇帝元顺帝在位41年，这两个皇帝之间仅仅31年，却换了9个皇帝。元朝皇帝之所以放权给中书省也是无奈之举，争皇位时需要依靠中书省，得到皇位了又要防止别人来争，这还要靠着中书省，虽然这几个皇帝中有几个像要自己拿主意的，但下场也都挺悲惨的。

明处和元末相比，政出中书的表象并未有所改观，朱元璋从一个小小的游方和尚到君临天下，每一步都都走的极为艰难。拥有天下后，处理政事既是他的责任，也是他拥有天下以后的一种乐趣。但”奏事不许隔越中书”的制度却使他无法和手下的各级官僚进行有效快捷的沟通。

即使宰相对他忠心耿耿，但制度所在，一些在宰相们看来无关紧要的事情，他们自己就处理了，不必要脱裤子放屁，再交给皇帝去盖章。但在朱元璋看来，这分明是利用制度的漏洞故意想要架空他这个至高无上的皇帝。于是皇帝和丞相之间的冲突就不可避免了。 在朱元璋自立吴王的时候，李善长是当时的右丞相，立国后李善长又变成了左丞相（元朝以右为尊，明以左为尊） ，可见李善长是深受朱元璋的信任的。到了洪武四年中原大地基本上已经平定，此时的朱元璋正是春秋鼎盛之时，可以说大明朝已经站稳了。所以朱元璋就可以放开手，开始改革沿袭于元朝的一揽子朝廷制度了，首当其冲的便是丞相制度。

中书省的存在是朱元璋想要总览大权的最大阻碍，要废除丞相制度就不得不拿人开刀，否则贸然的废除丞相制度，必然会引来朝政的非议。于是屠刀就伸向了当时的独相李善长，李善长跟随朱元璋多年，他了解朱元璋可能比了解自己还要多，他深知朱元璋不会做一个放手撒权的太平皇帝，自己所辖的中书省必然是皇帝的眼中钉。

洪武四年，李善长以自己老病为由向朱元璋请辞，主动让出了左丞相这个烫手山芋，之后经过一系列的斗争，胡惟庸傻乎乎的抢到了右丞相这个烫手山芋。胡惟庸在做右丞相是就收受贿赂、任意处分官员，虽然也有人弹劾胡惟庸，但朱元璋不但不去追究，反而将这样的官员交给胡惟庸自己处理。

洪武九年，朱元璋仿佛是为了让他更好地专权似的，撤消了中书省编制中的平章政事和参知政事这两个职位。到洪武十年，胡惟庸在当年正式被任命为大明朝最高行政长官的职务–中书左丞相，胡惟庸终于位极人臣，而朱元璋的网也渐渐开始收紧。

洪武十年七月，一个大棒突然打向了胡惟庸，朱元璋设立了通政使司，这个通政使司最重要的职能是”凡在外之题本、奏本，在京之奏本，并受之，于早朝汇而进之。”也就是说所有的奏章必须先经过这个通政使司收纳整理，再转交相关职能部门。 这个新的通政使司的横空出世，正是朱元璋开始在制度上削弱相权的开始。

胡惟庸扳倒那么多敌人，好不容易从建国初年的地方小官爬到国家最高行政长官的位置上，还没怎么好好享受呢，就眼睁睁地被皇帝一点一点削弱手中的权力，这是胡惟庸所不能接受的。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起而争之，反正都是个死，干脆铤而走险。洪武十三年，胡惟庸认为时机成熟开始行动，他计划诱使朱元璋前往自己的府邸，让埋伏的甲士刺杀朱元璋。

然而朱元璋在半路被胡府的一个宦官拦住了去路，结果胡惟庸谋反的行迹败露了，朱元璋急忙分派士兵前往围剿，很快就捉住了那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中书左丞相，随即将其押赴市曹正法。

借着胡惟庸谋反案，朱元璋大肆屠戮朝臣，同时历史上最恐怖的特务机关锦衣卫也挂牌营业了，随着锦衣卫工作的日益深入，卷入胡惟庸案件的人也越来越多，朱元璋下令取缔中书省，朝臣终于意识到朱元璋是一个什么样的皇帝了，掣肘朱元璋多年的丞相制度终于被废除了。胡惟庸死了，因为朱元璋不能容忍一个有可能凌驾皇权的政治制度存在，那数万条人命不是胡惟庸的陪葬，而是这个制度的陪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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