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结党营私。
当时在文武官员的选任上,凡是年羹尧所保举之人,吏、兵二部一律优先录用,号称“年选”。他还排斥异己,任用私人,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以陕甘、四川官员为骨干,包括其他地区官员在内的小集团。
许多混迹官场的拍马钻营之辈眼见年羹尧势头正劲、权力日益膨胀,遂竞相奔走其门。而年羹尧也是个注重培植私人势力的人,每有肥缺美差必定安插其私人亲信,“异己者屏斥,趋赴者荐拔”。比如他弹劾直隶巡抚赵之垣“庸劣纨绔”,“断不可令为巡抚”,而举荐其私人李维钧。
赵之垣因此而丢官,于是转而投靠年羹尧门下,先后送给他价值达20万两之巨的珠宝。年羹尧就借着雍正二年进京之机,特地将赵带到北京,“再四恳求引见”,力保其人可用。遭到年羹尧参劾降职的江苏按察使葛继孔也两次送上各种珍贵古玩,年羹尧于是答应日后对他“留心照看”。
此外,年羹尧还借用兵之机,虚冒军功,使其未出籍的家奴桑成鼎、魏之耀分别获得了直隶道员和署理副将的官职。
第三,贪敛财富。
年羹尧贪赃受贿、侵蚀钱粮,累计达数百万两之多。而在雍正朝初年,整顿吏治、惩治贪赃枉法是一项重要改革措施。在这种节骨眼儿上,雍正皇帝是不会轻易放过他的。
雍正皇帝对年羹尧的惩处是分步逐渐进行的。
第一步是在雍正二年十一月年羹尧陛见离京前后,此时雍正皇帝已做出决定,要打击年羹尧。年羹尧离京后接到的那份朱谕就是对他的暗示。
第二步是给有关官员打招呼。一是雍正皇帝要求他的亲信要与年羹尧划清界限,揭发年羹尧的劣迹,以争取保全自身;二是年羹尧不喜欢的人,使他们知道皇帝要整治年羹尧了,让他们站稳立场;三是与年羹尧关系一般的人,让他们提高警惕,疏远和摆脱年羹尧,不要站错了队。这就为公开处治年羹尧做好了准备。
第三步把矛头直接指向年羹尧,将其调离西安老巢。到了雍正三年正月,雍正皇帝对年羹尧的不满开始公开化。年羹尧指使陕西巡抚胡期恒参奏陕西驿道金南瑛一事,雍正皇帝说这是年羹尧任用私人、乱结朋党的做法,不予准奏。最终年羹尧被雍正帝削官夺爵,列大罪九十二条,于公元1726年(雍正四年)赐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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