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初期(宋代古文的变化期)受社会巨变(靖康之变)的刺激,散文又重新兴盛起来,尤以议政之文为主,作者多是政坛上的风云人物。如宗泽的《毋割地与金人疏》、李纲的《议国事》、陈东的《上高宗第一书》、胡铨的《戊午上高宗封事》、岳飞的《五岳盟誓记》等。这些文章都充满爱国激情,具有高度的谏争性和战斗性。这时的论政往往要论兵,因而论政之文与论兵之文高度结合。
南宋中期(宋代古文的中兴期或全面发展期)的散文又趋于繁荣,此时论政论兵之文仍很多,同时论道之文也呈现出空前的繁荣局面。论道之文主要是些理学家为倡明理学的“讲学”之文,代表人物有朱熹、陆九渊。论政、论兵、论道之文有共同特点,都喜欢引经据典,借古喻今。因而论史之文也发达起来,代表人物有陈亮、吕祖谦。笔记之文既可谈今,又可论古;既可论道,又可议政;既有学术性,又有趣味性。代表作有洪迈的《容斋笔记》、陆游的《老学庵笔记》。
南宋末期(宋代古文的结束期)的散文如同诗一样,出现了文天祥、谢翱、邓牧等人的悲歌慷慨之作。如文天祥的《指南录后序》、谢翱的《登西台恸哭记》、邓牧的《伯牙琴》。
从作家的身份阶层来看,皇帝贵戚、名卿大夫、儒生文士、学者、僧人、道士、妇女、迁客、隐士等皆参与到散文创作中来,其中女性作者为非主流创作主体,作品相对较为稀少,整个文坛仍由男性主导,其中文人学士是创作的中坚力量,可以这样说,南宋孝宗时期散文创作的“中兴”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们实现的,正如余英时所言:“宋代是士阶层在中国史上最能自由发挥其文化和政治功能的时代。”
从作家为文的宗尚来看,大致衍为三种倾向:一为“祖程”派,二为“宗苏”派,三为“合程、苏为一家”派。
祖程”派,以朱熹、林光朝、姜特立、王廉清、王明清、张栻、刘清之、舒璘、吴儆、林用中等人为代表,他们都推崇二程,精通义理,如林用中,朱熹称其“操履甚谨,思索愈精,大有所益”,总体上重文理轻文词。
“宗苏”派,以范成大、尤袤、李石、晁公武、王庭珪、刘一止、沈与求、林季仲、王之道、李流谦等人为代表,他们推崇苏轼,以苏文作为学习的典范,赵彦卫言:“(南宋孝宗)淳熙中,尚苏轼,文多宏放。”
合“苏、程为一家”派,以程洵、吕祖谦为代表,周必大云:“绍兴甲寅,予自湘中归庐陵,有录事参军婺源程洵允夫袖长书及所业一通相过,合苏、程为一家,心窃异之。”程洵文既有理致,又兼文采,王炎称其文“大抵理胜而词彩附之,陶铸隐括,俱不苟作”,吕祖谦之文也力求融合道学和辞章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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