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圣”白圭的经济战略与对冲思想

　　中国传统商业中，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祖师爷，比如建筑业的祖师爷是鲁班，酿酒业的祖师爷是杜康，制笔业的祖师爷是蒙恬……谈到商道，则不能不谈商人的祖师爷，那商人的祖师爷是谁呢？按照《史记》中关于商业史的《货殖列传》记载，商人的祖师爷叫做白圭。白圭，名丹，字圭，生卒年大约在公元前370~300年之间，主要在魏国活动。《史记·货殖列传》对白圭评价道：“盖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试矣，能试有所长，非苟而已也。”也就是说，司马迁认为白圭被奉为“商人的祖师爷”，是极有道理的，绝非苟且得来。看来，太史公对白圭给予了高度评价的。

　　然而，与白圭同时代并曾经有过直接对话的孟子，却似乎对白圭评价甚低。在孟子平生最著名的活动——被当时天下最强大的君王“梁惠王”亲切接见的过程中，孟子与梁惠王的重臣白圭有这样一段对话：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于禹。”

　　孟子曰：“子过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为壑。今吾子以邻国为壑。水逆付谓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恶也。吾子过矣。”

　　这段是白圭先发言的，他对孟子说：我治水比大禹还强！孟子却讥诮白圭说：大禹治水是把水疏导到大海里，而你却把水疏导到了邻国，这是“以邻为壑”啊。“以邻为壑”这个成语即出自于此，由这个记载看来，孟老夫子眼中的白圭可谓十分不堪。

　　何以孟子眼中的不堪之人，司马迁却评价甚高？那白圭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这就要从孟子见梁惠王说起。“梁惠王”是哪国的王呢？是梁国的王吗？按历史记载，梁国早在公元前641年就被秦国所灭，而孟子见梁惠王则大约发生在公元前305年左右，那时梁国早已消失三百多年了，所以，“梁惠王”不可能是梁国国王。实际上，所谓“梁惠王”其实是魏国的国王，历史上一般称其为魏惠王。那孟子为什么要把魏国的国王称为梁王呢？这就是白圭的巨大贡献了。

　　战国初年，在魏文侯、魏武侯父子的戮力经营下，魏国成为天下军力最强大的诸侯国。战国中期，魏武侯之子魏惠王即位后，雄心勃勃，志在称霸中原。为此，魏惠王九年(前361 年)，将魏国都城由安邑(今山西夏县)迁到了地处中原腹地、水陆交通便利的大梁(今开封)。并且在迁都的第二年，即公元前360 年，便动工兴修当时技术含量最高的系统工程——一条沟通黄河水系与淮河水系的运河。这条运河从黄河的汊道济水引黄河水南下，注于大梁西面的大湖圃田泽——这是一个天然水利枢纽，再从圃田泽引水到大梁。魏惠王三十一年(前339 年)，魏国又把运河向东延伸，与淮水重要支流颍水会合。这样，一条打通黄河与淮河两大水系的运河宣告完工。由于这条运河的宏大，所以他被命名为“鸿沟”。鸿沟从大梁南下，一路上又沟通了丹水、睢水、浍水等多条河流，使原本“少舟楫之利”的魏国摇身一变，成为天下内河航运最发达的地区。同时，水利的发达还使这一地区一跃成为天下最主要的产粮区。鸿沟开通后，从魏国都城大梁可以东通齐、鲁，西连韩、秦，北达赵、燕，南适吴、楚，大梁成为为名副其实的天下经济中心。因此，就连魏国的国王，一时也被美称为“梁王”，“孟子见梁惠王”正是那个时期真实情况的本原记录。而主持修建鸿沟这一伟大战略性工程的，就是时任魏相的白圭。

　　鸿沟的伟大，不仅体现在当时，也不仅由于它在后来楚汉相争中的出名，而是反映在他建成一千多年后，在隋朝成为大运河的中心河段被“收编”，成为大运河的一部分，一直到今天还在发挥着作用。可以说，鸿沟的设计，是一个一着盘活全局的战略举措。其意义，可以与现代大型组织管理的鼻祖——1870年领导普鲁士军队打败法军的老毛奇参谋长的战略思想相媲美。老毛奇率领当时被认为“欧洲二流”的普鲁士军队打败时称世界最强的法兰西陆军，靠的就是超一流的战略管理思想。早在战争开始之前4年，毛奇就系统研究了当时新出现的新技术——铁路和电报的战略价值，规划了科学合理的铁路网和通信体系。普法战争前进行军队集结时，老毛奇用铁路和电报网在20天之内让38.5万普军全部部属到位，像钟表一样准确，一天都不差。相比之下，法军的总动员简直就是一场噩梦：一名法国士兵可能住在里昂，但他要去北非的阿尔及利亚领取装备被服，然后抱着这些东西，去法国西南的布列塔尼报到，再集合开向法国东北部的夏龙。结果是，将军找不到部队，士兵找不著枪支，要塞找不著弹药，兵团找不著食物。仅凭战略管理能力对比，法军败局便已确定。而白圭对水路网络的规划，对当时魏国军事、经济第一强国地位的作用，岂不正与毛奇将军相捋？唯一不同的是，白圭早了2200年！

　　既然如此，孟子为什么却要刻薄地讥诮白圭呢？

　　这是与孟子和白圭的经济思想冲突有关的。实际上，白圭之所以被尊为商人的祖师爷，正是由于他富有战略眼光而异常超前的经济思想。《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白圭的擅长经商，“乐观时变”，也就是善于把握时机，主张“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对于投资品种的选择很有讲究。这种“言利”的观念，与孟子的“重义轻利”主张，可以说是背道而驰。

　　白圭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呢？按照史记记载，他在丰收年景时，买进粮食，卖出丝、漆等消费品；在蚕丝大量上市时，则买进绢帛，卖出粮食。假如从现代经济眼光去看，同时进行买入卖出操作属于风险对冲的操作形式。比如，在现代外汇交易中，假如在某一时刻，在法兰克福外汇交易所中欧元：美元=1:1.5455，而同一时刻在纽约外汇交易所欧元：美元=1:1.5456，则同时进行在法兰克福卖出美元买进欧元，而在纽约卖出欧元买进美元美元的操作，这样，以美元计算的头寸就增加了。白圭在战国时代的思想，便已有此精髓。

　　对冲基金是20世纪70年代之后兴起的一种资本运作形式，最著名的对冲基金经理非巴菲特莫属。巴菲特通过在股票市场上的对冲操作，呼风唤雨，点石成金。股票市场上的对冲操作中，在买进某一行业中几只看涨股同时以一定比率卖出该行业中几只看跌股。这样，如该行业预期表现良好，优质股涨幅必超过其他同行业的劣质股，买入优质股的收益将大于卖空劣质股而产生的损失；如果预期错误，此行业股票不涨反跌，那么劣质股跌幅必大于优质股，则卖空盘口所获利润必高于买入优质股下跌造成的损失。与此相类，白圭主张“欲长钱，取下谷；长石斗，取上种”，意思就是，要想增加资金量，就持有看涨商品，要想保持仓位，就持有低位商品。这不是正是“对冲”的操作理念吗？

　　实际上，要判断商品未来走势看涨还是看跌，其核心并不在于商品本身的分析，而在于对天下大势的战略判断。巴菲特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的“看报纸，不看K线图”的眼光。1973年，巴菲特出人意料地大笔吃进了一家以色列雷达公司的表现欠佳的股票。结果过了不到两周，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由于沙漠作战对雷达的需求，这家公司的订货猛增，股价猛涨。而白圭在两千多年前，也凭着异乎寻常的战略眼光，发展了一套当时堪称先进的预期理论。

　　白圭根据当时的五行思想，把年份与五行相对应，创造出一套预测丰歉的循环方法。白圭的对应表如下：

　　年份：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五行：水土木木土火火土金金土水

　　年成：大美有穰衰恶旱美美穰衰恶

　　根据这个对应表，每十二年为一个周期，包括两个丰年和两个歉年，其中一个是大旱年，一个是水年。大丰收(穰)在卯年，以后年成逐渐转坏(衰恶)，到第四年(午年)为旱年，再过两年，年成又逐渐转好(美美)，到第七年，又是个丰年(穰)，第八、九年年成不好(衰恶)，到第十年(子年)是大旱年，接着丑年年成又好转，但第十二年(寅年)有水。第十三年卯年又回到大丰年。

　　从短期看，是三年有一个较小的波动：丰年过后的第三年是一个旱年，旱年过后的第三年是一个丰年。遵循这个规律进行交易，丰年收贮粮食在歉年出售。在水、旱年成的荒歉季节到下一年收成季节之间，这一年“积著率岁倍”，即从丰年与歉年的价格差异中可得成倍的收益。

　　这套方法尽管从现在看来已经落后，但在当时，与规划水利的战略思维相结合，却堪称非常准确的利器，事实上，也有研究者指出，这套对应表与太阳黑子周期比较符合，对现代粮食贸易也有借鉴价值。

　　商业操作最重要的精髓在于预期，而预期的基础是战略思维，运筹帷幄。白圭自己说：经商，就要像伊尹、吕尚那样筹划战略，像孙子、吴起那样组织运营，像商鞅推行法令那样果断。如果智能不能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善于取舍，强不会守业，就无资格去谈论经商之术了。

　　所以，白圭作为商人的祖师爷，应该说不是苟且得来，而是当之无愧的。北宋真宗景德四年(1107年)，白圭被皇帝封其为“商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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