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拆迁旧事：顺治先给银子再行搬迁

 “拆迁”经常成为新闻关键词

编者按：“拆迁”这个词不知最早始于何时何地，不过违章建筑和拆迁的事情古来有之，也有不少旧时代关于“拆迁”的轶事，但却从未出现以自焚抵御拆迁的类似悲剧，也不会有把美国国旗插在房顶抵御拆迁的闹剧，还有各类“钉子户”。悲剧也好，闹剧也罢，都折射出时代的焦虑和特色。

文化课的知识科普

就起因而言，古代的拆迁有违章拆迁、工程动迁、移民动迁等多项分类，以违章拆迁为最多，并且常与其他拆迁相交叉。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违章建筑需要拆迁呢？原因主要有两点：

一是商品经济发展对坊市制度的冲击。一般认为汉代已有坊市制度，其本质是将住宅区和商业区分开。居民住宅都建造在用墙围起来的“坊”内，出入必须通过有专职保安看守的坊门。除三品以上高官，其他官民绝对禁止临街启户开窗或接檐起楼。要做生意，另有也是用墙围起来的“市”，市门早开晚闭，也有严格的管理制度。

到唐代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不断发展，封闭的坊市制度逐步被破坏了，代宗大历二年（公元767年）朝廷发过一个文件，说是各坊市有很多沿街违章搭建现象，要求全部拆毁，同时点名要求京兆尹李勉将拆迁违章建筑作为工作重心。居民住宅侵占街道面积的目的多半是“居民住宅改商用”，是为了破墙开店；至于商业区即“市”的破墙，肯定是为不受市门关闭限制以延长营业时间。令人惊讶的是，这项由中央发文件、京兆尹亲自督责的拆迁行动，并没有产生什么效果。其后大历十四年6月1日，中央再次发文所披露的情况，比此前更为精彩：“诸坊市邸店楼屋，皆不得起楼阁临市人家，勒百日内拆毁。”就是说违章建筑已经从铺面发展到楼宇了。到了五代，随着住宅区与商业区相隔离的布局被彻底摧毁，门户向街就不再是违章了。我们看《清明上河图》中的商店，几乎都是朝街“裸”开，前铺后宅的情况也不少见。

二是城市化浪潮促成住宅需求激增。如唐德宗时户部侍郎苏弁称，现在京师仅仰仗市场为生的“游手堕业者”就有数千万家，全是没有“土著生业”的外来人口。《长安志》在分析长安人口构成时，也极言流动人口比例太高，“盲流”不可计数。外来人口的住房问题，多靠占地型违章建筑解决，其中不少是原住居民和街道管理人员，乃至驻军和其他单位利用营房、办事处官房，违章扩建后出租给他们。

为防治违章建筑，历代多有相应的管理体制和措施，如宋代真宗时，因京师侵占街面的违建现象蔓延，中央要求开封府街道司在每条道路的两边竖立木杆式标记，居民建房不许超越标记所定界限。但是同样的文件后来又一再下发，可知收效甚微。

这种屡禁不绝的现象，到了南宋就更加泛滥了。或许是玩腻了这种“猫捉老鼠”的游戏，后来朝廷给临安府发文，语气似乎宽容了许多：除大面积侵占官路严重阻碍交通必须拆毁外，其余过界添盖搭建的，都可以由当地主要领导具体问题具体解决。看来沿街搭建就像当年的破墙开店一样，都是城市转型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

历史课的往事回顾

唐朝的长安城是中国古代城市坊市制的典范和顶峰。宫城是皇帝起居和办公之所，皇城是中央各官署集中区域，外郭城则主要是居民区、商业区和寺观等建筑区。外郭城的主干街道南北十一条，东西十四条，最宽的是南北向的中央御街——朱雀大街，宽155米；最窄的顺城街，约20米；与外郭城各城门相通的街道宽都在50米以上，将外郭城分隔成一百多个坊区和两个市区。坊有坊墙，市有市墙，出入各有坊门和市门。除官署、寺庙和三品以上官员的住宅外，坊内住宅一律不得临街开门，商业活动也必须在指定的市场进行。

每到晚上，鼓声响过后，城门、坊门、市门按规定都要关闭，全城实行宵禁，没有官府的特殊证明，一律不得在街上行走，违者将受到拘捕和处罚。街道也不允许私搭乱建。每次皇帝出行，盛陈仪仗，沿途静街，禁止行人，所过旗亭、市楼垂帘外蔽，更不允许普通百姓居高临下观望。由于长安城比较大，有的居民从城外回家，进了城门后，晚鼓擂动，城门、坊门、市门都纷纷关闭，不敢违反官府的禁令，只好躲在桥下蜷缩一夜，待天明晨鼓擂响后，再上街返回家中。

这种封闭的管理体制，给居民的生活和商品交易活动都带来极大的不便，唐朝中叶，随着都城人口的膨胀和商业的繁荣，出现了各种“侵街”之举。

有的居民违反不得临街开门的规定，住宅大门朝街开；有的居民凿墙破洞，将屋舍扩建至街道；有的居民和军将占用原来警卫部队在街道执勤的房舍，并且大肆修造和扩建。在街道上，小商小贩日益活跃，卖胡饼的、卖鲜鱼的，都出现了。更有甚者，晨鼓未响，坊门已经先开；晚鼓已擂，坊门、市门仍不关闭，街道上行人来来往往、熙熙攘攘。还有的居民，置禁令于不顾，在道路上穿坑取土。

当时负责街道管理和治安的官员主要是左右街使和御史台。有关官员曾经多次上书，反映情况，也采取了很多措施，下达了多次拆迁令，强行拆除私搭乱建的房舍，对涉案官吏予以处罚，违法向街开启的门一律填塞。但由于人手有限，很难全面禁止。而京城以外的大城市，侵街现象更为严重。如扬州，地处水陆交通冲要，各地工商业者云集于此，侵街造舍极为普遍，以致街衢拥堵，难以行车。

在禁街与侵街的博弈中，北宋的开封从坊市制演变为街市制，禁街的条令已经大为宽松。

《清明上河图》是描绘北宋东京（开封）的画卷，生动展示了从封闭的坊市演变为开放的街市后，帝都的繁华与勃勃生机。从画面上看，因临街不得开门的禁令已经废止，街道两旁店铺林立；不再有固定的市场，街旁、桥上、巷内，都可以经商和交易。街鼓制度和宵禁制度也都被废除，夜市、早市接踵，商品品种丰富多样，尤其是食品种类繁多，少男少女沿着大街一路走一路吃，从早上吃到半夜，可以不重样，夜市才撤，早市又开。正如在北宋开封府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孟元老所撰《东京梦华录》中的描述：“其阔略大量，天下无之也。以其人烟浩穰，添十数万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所谓花阵酒池，香山乐海。别有幽坊小巷，燕馆歌楼，举之万数，不欲繁碎。”

语文课的故事讲述

虽然古代是个极权社会，在中国古代的皇帝中，也不乏慎重处理拆迁问题、顾及拆迁户的利益的。

清顺治帝时，北京曾有一次牵涉城内几乎所有汉族官员和民众的大搬迁。这次大搬迁处理得较为稳妥。当时顺治帝为避免清朝建立之初满汉两族矛盾纷争，决定推行满汉划城而居——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举措。

顺治五年（1648）八月十九日，皇帝下令：“……朕反复思维，迁移虽劳一时，然满汉各安，不相扰害，实为永便。除八旗充投汉人不令迁移外，凡汉官及商民等，尽徙南城居住，其原房或拆去另盖，或质卖取价，各从其便。朕重念迁移累民，著户工二部详查房屋间数，每间给银四两。此银不可发与该管官员人等给散，令各亲自赴户部衙门，当堂领取，务使迁徙之人得蒙实惠。”

规定除编入八旗的汉人外，所有汉族官员及商民，一律迁移南城。原来居住的房屋，或者拆去重盖，或者将它卖掉。户部、工部查实房屋间数，每间给予四两银子的补偿。此银须由各拆迁户亲自到户部衙门领取，不得让有关官员发放，以防止这些官员克扣、吞没拆迁补偿银两。

而且顺治几次强调关于对拆迁户的补偿事宜，一定要先给银子，什么时候搬迁，悉听其便，只要在半年以内迁走就行。似没有催逼之意，较为尊重拆迁户。

就这样，一次本来极易引发风潮的拆迁，因为顺治帝妥善处理了拆迁补偿，得以较为顺利地完成。

黑洞里的真相寻觅

冯玉祥对民众说：“市政府要拆房，假若能首先给你们盖上房，叫你们再搬出去那是好的，若没盖好房，硬叫你们搬出去那就不对。这是中华民国，不是中华官国。人民既是主人，官吏就是仆人，仆人应当为主人做事，应当讨主人的喜欢。现在我说个故事给大家听一听：维廉一世做了德国的皇帝，对于法国打了胜仗，维廉要把他的花园扩大。正好有一个老百姓有三间房，可是他不卖；要在另外买块地方同这三间房来换，百姓也不换。维廉皇帝看别人去没办成，他就自己出马同这房主说了许多好话。房主说：‘对于大皇帝的话我应当听，但是我父亲有遗嘱教训我不要卖这三间房屋，我要卖了就是不孝之子，那么大皇帝你一定不愿意你的国民做一个不孝之子吧？’维廉说：‘你知道我是德国的皇帝，连这小小的事都办不成，还做什么皇帝呢？’房主说：‘假如你肯把你依法治国的招牌砸碎了，你可以叫你几个兵把我的房子拆了；不是这样，你就不能动我的房子。’维廉气得不行，回到宫里，正好毕士麦来给他贺喜说：‘大皇帝陛下有这样守法的国民，我们应当来庆贺。’这样维廉的气才消了下去。一个有皇帝的国家，还不敢拆人民的房。我们是民主国家，若不得我们的同意，谁敢来拆房呀！”

结语：渐渐地，“拆迁”一词用的最多，也发展到极致。天下百姓谈“拆”色变，敢怒而不敢言。纵然社会的发展“拆迁”不可避免，但是决策者和执行者应更多的尊重公民的个人选择和意愿，依法办事。不知道什么时候“拆迁”才会结束历史使命，因为我们知道，没有哪一朝代或国家是靠房地产“拆迁”立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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