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条约》为清政府增收入 出卖国权为王权赢利

　　梁启超在波士顿，喟叹“五口通商”，以为不幸。

　　他这样说，并非针对通商，而是针对附加于通商的卖国条款。

　　就正常的国际贸易而言，“五口通商”理应如此，不能说是卖国。作为战败国，承担战争赔偿，虽然屈辱，但不是卖国。卖国，是要有买卖双方，卖方要有收入，那才是卖国。

　　谁来卖国呢？当然是清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只有它能卖。

　　谁来买呢？先是西方列强，后来，又加入了“脱亚入欧”的日本。

　　列强拿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国际法，要清朝从天下进入国际法，从天朝帝国主义进入主权国家体系，可清朝不懂得作为主权国家应当如何承担战争责任，它以历史经验为据，以为战败就要改朝换代，就会国破家亡，为免于此，故卖国以自救，而不知以国际法来捍卫国家主权。

　　在丁韪良将《万国公法》译出来以前，国际法在中国还是空白，《南京条约》尽管是不平等条约，但它毕竟还是依据国际法的。作为战败国，清朝对战争承担有限责任，如割地、赔款等，都在国际法范围内。对于英国来说，有了国际法，可以使侵略战争及其掠夺合法化。对于清王朝来说，就这样为一场失败的战争买单，真是太便宜了。战争的目的，不是夺人之地、灭人之国，而是要市场份额。

　　这样的战争，中国历史上还不曾有过，清朝不怕卖国，就怕亡国。

　　好在英夷唯利，只要它卖国，不要它亡国，所以，签了一纸《南京条约》。

　　签订《南京条约》，可以说是清朝第一次以主权国家身份，按照双边条约方式，去解决法律冲突和国际争端。大清皇帝在条约中，不是以君临天下的姿态，而是以承担国际法的法人身份，出现在条约中。有人说，康熙皇帝早就与俄罗斯签订过《尼布楚条约》，“第一次”，应归于康熙帝。

　　但是，如果我们对这两份条约作一下比较，就会发现，它们其实截然不同。

　　首先，《尼布楚条约》只是一份边界条约，两个帝国以双边条约的方式划定边界，类似于古代会盟，严格来说，它还属于中世纪的地缘政治，我国历代王朝对此并不陌生。而《南京条约》则与边界无关，它主要涉及战争赔款和战后通商等事宜，并由此而建立起基于主权国家的双边关系。

　　其次，《尼布楚条约》是以拉丁文为主，以满文和俄文为辅签订的，这显然与传教士的参与有关。以拉丁文为正式文本，是以尊重教皇仲裁权为前提的，这在西方亦属于中世纪老例，近代民族国家兴起以后，签订条约双方，都以本国文字为主，不再以体现教皇权威的拉丁文文本作为仲裁依据。

　　基于这两点，我们认为，真正具有近代意义并以国际法为依据的条约是《南京条约》。在《南京条约》里，中国损失了国权，而清朝却没有损失王权，更何况通过《南京条约》，清王朝亦有所获，即以协定关税论，中国损失了海关权，而清朝却增加了海关收入，卖国不是亡国，当然要有回报。

　　此后，海关收入，成为财政支柱，不再归内务府，清朝流失的白银，通过海关找回来了，林则徐找不着北的，被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找到了，你说，谁是大清朝功臣？只要以海关收入作抵押，各国银行便竞相贷款，后来，左宗棠西征，李鸿章建海军，举国上下办洋务，都靠海关支撑。

　　《南京条约》签订后，清政府还增加了一项收入，那就是出卖租界地并收取租金。表面上，清政府明文规定，土地不卖给外国人，可实际上，它从不限制由私人转卖，因此，外国政府，往往先找一名中国人出面，将土地买下，然后再以“永租”的方式转让给它，由它来招商，搞房地产开发。

　　从收入的角度来看，将土地卖给洋人，显然要比交给农民划算，搞房地产开发，肯定比农业赚钱。英国人带来了一套新的国土经营模式–政府租地，招商开发，以房地产经营，营造新城市。对此，清政府又爱又怕。爱的是，荒地变现，另辟财源，地价攀升，还有上涨空间。我们不好统计，清政府趁着租界兴起，究竟卖了多少地，增加了多少收入，因为它做得很隐蔽，而且一直在隐瞒。可它还是怕，怕国权卖完了，只好卖王权，而卖了王权，它就完蛋了。不过，中国足够大，卖也卖不完，更何况大清朝还留了一手，那就是东三省，中国卖完了，它还可以回东三省，东三省是清王朝的命根。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尼布楚条约》为什么用满文签而不用汉文签，为什么徐继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东三省是“我朝”、“我国家”对中国主权的贡献。在王权与国权之间，徐氏并没有作出明确的区分，就他的身份而言，他当然更倾向于二者的共同点，但他很清楚，王权与国权也有不同点，国际法认可的是国权而非王权。

　　清朝人不知王朝以外还有国体存在，通过卖国，渐渐意识到王朝与中国并不完全一致，王朝不仅可以卖中国以自救，还可以卖中国以自利。英法联军拿下北京后，仍与清朝谈判，使清朝得以确认：此夷无亡我之心。于是，大开卖国之门，赂以厚利，拉拢列强，与之合作，共灭太平天国。列强趋利，唯恐清朝死去，遂大力支持。晚清由此别开生面，因与列强“同治”，而一度呈现“复兴”之势。

　　以卖国增加收入，靠洋人复兴王朝，如同吸食鸦片，也会上瘾。以海关为例，晚清出卖海关，主权受制于列强，设总税务司，由洋人主持，清朝聘用之，授尚书衔，司务人员，亦请洋人担任，原以为大清朝的银子从此便要大大的流失，可事实是，海关税收反而因此剧增，当年林大人没有完成的任务，让总税务司完成了。根源在于，列强治下，中国海关制度日益健全。起初，列强以武力为后盾，胁迫清朝同意建立近代海关制度，清朝以为，这样就被列强掐住了命根。后来清朝发现，列强不要它的命根，而要中国主权，要与它“同治”中国。清朝出卖的不是王权，而是国权，不惜以卖国维系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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