昙花一现之“吸血舰队”

　　或许是鞍马劳顿，赫德在1863年5月9日当天的日记着墨不多且字迹潦草，“他变得如此英国派，以致我担心他同中国人共事将是非常吃力的。他不会迎合他们的意图，他一定会坚持己见。天啦！如果所有事情变得一团糟，所有人都吵起来，我不会感到奇怪。”

　　这天中午，赫德自汉口乘“鄱阳”轮赶往上海，立即前往李泰国的办公室拜会，接着又去他住处长谈。晚上就寝前，匆匆写下上面这段忧心忡忡的文字。

　　赫德的担忧绝非多余，事情的进展被他不幸而言中。

　　回到暌违已久的总署，李泰国的第一件事就是授意赫德发布通札，告知已开放的13个口岸的海关税务司，李总税务司回来了！重新执掌权柄的感觉确实不错，但如果你以为他的胃口仅仅局限在海关一隅，那可真是燕雀安知鸿鹄之志！

　　李泰国的野心不仅是坐稳总税务司的宝座，他还要当上海军大臣，“更有甚者，他要求取消妨碍他染指海关税收的两个高级官职(北洋大臣和南洋大臣)，他要求拥有像只有皇亲国戚才有的那样一座府第供他居住……”，当然，要满足他的这一揽子欲望，首先是要清廷北京当局批准他的舰队计划。于是，就像一条永不餍足的巨蟒，李泰国带着他的奇思妙想，蜿蜒北上了。

　　彼时，李泰国打造的舰队已基本成型，就待吹响集结号，但这只拼凑起来的小舰队，或许在形式上符合恭亲王“工料坚实，尽善尽美”的要求，在实质上却与朝廷“单纯一桩买卖”的初衷大相径庭。

　　看看在年初就以中国“唯一的海军大臣”自诩，擅自代表中国政府的李泰国，是怎样自说自话地与阿思本上校订立合同的。

　　“中国现建立外国兵船水师，任用阿思本作总统(总司令)4 年，除阿思本外，中国不得聘请其他外国人充任总统；凡中国所有外国样式船只或调用官民新置各轮船，以后全归阿思本一律管辖调度；凡朝廷一切谕令阿思本文件，均由李泰国转行谕知；如有阿思本不能照办之事，则李泰国未便转谕；此项水师俱是外国水师，应挂外国样式旗号等等。”

　　如此一来，大清帝国耗费巨资买来的舰队，完全成了挂外国旗，听命于外国人的外国舰队。而且阿思本不仅是这支舰队的司令，还成了中国海军的总司令，李泰国则成了幕后老板。其实“鬼子六”并不糊涂，早已打了预防针，在札文中明文规定，李泰国是受赫德委托在英国代办购买船炮，“只能遵照赫德同清政府议定和清政府对赫德所规定的事项范围内，妥速办好，此外无权自作主张。”但李泰国蓬勃的野心在英国政府的怂恿下，将本来单纯的买卖当成了控制中国军事的途径。这些赤裸裸的协定充斥着对中国主权完整的明显威胁，就连赫德在获知合同条款后都认为实在不妥，并为此写了一封长信进行规劝。

　　李泰国如果能听进去哪怕一个字，那他也就不是李泰国。而“鬼子六”如果能接受这些“无异于允许他支配国家政策”的条款，堂堂的恭亲王或也配不上大清股肱之臣这样的名头了。

　　因此，善于揣摩亲王心思并清楚底牌的赫德，其实早已预料到李泰国的北上之旅将是自取其辱的不归路，但作为陪同的随员，他乐观其成。或许，赫德回忆起身边的这位上司，是怎样在前些日子里的信件中教训并羞辱他的。

　　“中国政府是贫弱而不能独立的，它要依靠海关，而不是海关要依靠它。作为一个独特的机构，海关必须有自己的代表和首脑——在目前的情况下就是我本人。

　　你把自己视为总税务司，把我视为你的代理人。你要我代替你支取属于中国政府的款项，并把购得的船只的所有权属于你，我不能接受这种地位。但我向你保证我从未怀疑你对我的忠诚，虽然我认为你已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以致失去了理智！”

　　展读这份150年前的海关档案，一个既自负狂妄又刻薄刁钻的形象跃然纸上。不能不佩服李泰国卓越的文字功底，那真是损人不带脏字啊，如果您收到领导这样的来信，恐怕连想死的心都有。赫德其时其地的心境，我们大可以想见。

　　对下级耍横也就罢了，这位傲慢而粗暴的总税务司，又会如何对待他的上司——以恭亲王为首、文祥为辅的一干总理衙门大员呢？

　　1863年6月11日，是赫德生命中一个重要的日子，他这天的日记，告诉了我们想要的答案。

　　与一个月前言简意赅的那篇不同，这一天的日记极其详尽，事无巨细，将所有发生的一切场景、对话、内心独白甚至梦境都一一忠实记录，还原了中国近代海关历史上第一次改朝换代的幕后秘密！

　　首先是文祥给赫德透风，“恭亲王对李泰国的上呈一点也不满意。担心3件事情：第一，舰队到达后不受中国节制；第二，舰队的军官不服从命令；第三，维持舰队和总税务司署会把全部对外税收花掉。恭亲王强烈而公正地谴责李泰国曾在不久前的一天，威胁要把舰队的船只卖给叛军！”

　　果不其然，亲王还是在最关键的问题上保持了清醒：不能让外国人控制中国的兵权！这直接导致李泰国当晚就 “非常生气地谈到中国人不肯办他要求他们办的事。”

　　接下来，当赫德抱怨自己只是一个“署理”(即代理之意)官员有难处的时候，文祥对赫德交了底，“你这样说就错了！难道你没听说过‘署理’成为‘实授’吗？李泰国有朝一日总是要走的，到时候就非你不可了”。

　　在这篇长长的日记的末尾，赫德用一句话概括了他的上司的上司是怎样被虐的，“李泰国确实对待他们非常粗暴，毫不体贴。”

　　李泰国进京才短短10天，恭亲王就起了换帅之意。聪敏如赫德者，听了文祥的贴心话后，虽然又兴奋又不安，但也知道接着应该怎么做了。看来，事情正如他担忧的那样，朝着“一团糟”的方向滑去。但双方毕竟还没有撕破脸皮，还在不遗余力地进行讨价还价，甚至一度达成了某种妥协。直到一个关键人物的粉墨登场，让一切都变得不可收拾。

　　这个人，就是阿思本上校。

　　经过漫长艰苦的航行，“中国海军司令”阿思本率领着8艘炮艇以及600名雇佣军，浩浩荡荡地抵达长江口。由于发现太平军试图诱使洋水手为他们服役，阿思本连忙命令舰队转移到烟台港待命，而他本人则于9月25日到达北京，与李泰国会合。

　　当阿思本得知总理衙门拒不让步，坚持要有个中国官员共同指挥舰队时，这个有着海盗基因的海军上校愤怒了！因为这与李泰国和他订立的合同大不一样！如此一来，他的地位急剧下降，从“中国海军司令”变成了“地方舰队司令”，似乎还是副的。不知是否想起了远涉重洋穿越风暴所遭的罪，当年的“狂暴”号舰长发飙了，“我到这里来是为皇帝效劳，而不是充当地方当局的仆人！”

　　真是物以类聚啊，这个骄悍不亚于李泰国的外夷，经过3天激烈辩论，书面向恭亲王提出了正式抗议，他“在用词上和李泰国一样不讲分寸。用未经斟酌的语言咒骂了中国整个行政措施！”

　　有了这样给力的外援，李泰国在接下来的3周内，“在总理衙门当着阿思本的面，在恭亲王引人注意的缺席情况下，诱骗，争论，和咆哮！”

　　终于，阿思本在10月5日向总理衙门发出了最后通牒：限48小时内批准他和李泰国签订的合同，否则立即解散舰队！恭亲王和他的同僚们却毫不妥协，文祥斩钉截铁地回复说：“清廷宁可退到长城之外，也不会屈服。”

　　事已至此，恭亲王已没有退路。

　　11月16日，同治皇帝收到了亲王的奏折，“该夷狡狯异常，中外皆知，屡欲去之而不能。今因办船贻误，正可借此驱逐。”

　　李泰国为他的骄纵跋扈，付出了代价，上谕批准，将其革退。至于舰队，在美国公使的斡旋下，双方商定就地遣散，舰船由阿思本带回英国变卖后，所得款项退回中国。

　　亲王还是给足了李泰国们面子，赏赐给他和阿思本一大笔银子。以防他们回英后挑拨英国政府，“颠倒是非，处心积虑，遇事思掣中国之肘。”也算是封口费吧。

　　这样一只来去匆匆的小舰队，也让清廷花了大手笔，“所用直接、间接有关各项费用，有历次拨付、李泰国实际收到的船炮价及驶华费用100万两，轮船来华后三个月的薪俸饷需月费225000两，遣散费375000两，阿思本犒赏费10000两，李泰国预支江海关零税连息132000两，补给李泰国买船炮经办费、在英活动经费、租房费、回国路费等七项共49336两，共计付出1791336两。除去李泰国退交现款约合128792两，收回船炮变价557149两，两项合计685941两外，实亏1105395两。”

　　一百多万两白花花的海关税银啊，都没听见个响，就不明不白地扔进了海里。西方的史学家倒也秉笔直书，他们给阿思本上校的舰队贴上了一个极不光彩的标签：“吸血舰队”。

　　1863年11月29日是一个星期天，赫德用过早餐后，正准备照例念圣经做早祷，“忽接道台的名刺，他给我转来了总理衙门的公函，信封上写着致总税务司。”

　　我们注意到，在这一页的赫德日记上，有一个巨大的红色花体字。如果说引用的第一篇日记里赫德的心情是担忧，第二篇是忐忑，那么第三篇呢？简直就是心花怒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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