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新政与中国知识界知识体系的转换

　　自晚清以来，中国知识界的知识体系在短短一百多年里已发生革命性的变革。今天在校的学生所学习的内容，与晚清新教育兴起前的传统教育相比，已截然不同。一百多年来知识体系的变革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值得学人进行深入的研究。而这一变革的真正发端，当数晚清最后十年的新政期间。

　　一、传统中国知识人知识体系的特点

　　何谓传统中国人的知识体系？这是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它与一些学者所讨论的学术体系、学术分科有一定的关系，但又不完全相同。简单来说，知识体系即一般读书人应该学习和具备哪些知识，属于较低的层次，而学术分科却是进入研究层次才遇到的问题。在西方，现代知识体系应该是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现代科学成长起来之后逐渐定型的。而在中国传统社会，自科举制度定型以后，读书人所学内容受到科举制的极大影响，其知识体系基本上囿于科举所规定的儒家经典以内。阅读面宽的，才会涉及先秦诸子学说和历代史书等内容。换句话说，当时学习知识就是学习传统经典。一般而言，我们现在所说的自然科学技术和许多专门之学是被排斥在外的，在他们看来那只是工匠们做的事情。学子们入门的学习也好，进入研究程度的也好，都大体如此。阅读面窄到极端的，则如梁启超所抨击的：“自考官及多士，多有不识汉唐为何朝，贞观为何号者，至于中国之舆地不知，外国之名形不识，更不足责也。其能稍通古今者，郡邑或不得一人。其能通达中外，博达政教之故，及有专门之学者，更寡矣。”（《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科举题名之后，有些人始用心治学，阅读研究的范围自然大些，但即便如此，其知识体系仍大体不会超出儒家经典、诸子百家和历史之类。

　　我们也可以从读书人的自我认定来思考传统知识体系的范围。清人姚鼐曾以义理、考据、词章为治学的门类，并认为三者不可偏废。义理主要为先秦儒家经典和宋明理学；考据为专门之学，但考的也主要是古代典籍；词章则不是专门学问，而是语文能力。实际上，当时人只要具备上述三者之一，就可以被视为读书人。学习桐城文体的曾国藩也曾在给诸弟的信中说：“读经以研寻义理为本。自西汉以至于今，识字之儒约有三途，曰义理之学，曰考据之学，曰词章之学，各执一途，互相诋毁。兄之私意，以为义理之学最大，义理明则躬行有要，而经济有本，词章之学亦所以发挥义理者也。”（《曾国藩家书》）

　　清嘉庆、道光年间，经世思潮渐兴，至咸丰、同治年间而盛。所谓经世致用，主要就是研求与治理国家或与政务活动相关的知识。曾国藩后来也把经济作为一种专门学问，与义理、考据、词章并列。他认为，“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曰官制、曰财用、曰盐政、曰漕务、曰钱法、曰冠礼、曰婚礼、曰丧礼、曰祭礼、曰兵制、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舆、曰河渠”（《求阙斋日记》）。这些可以代表经世的学问。在曾国藩任京官的十年中，他对这些事务都下过功夫研究。黎庶昌在《曾国藩年谱》中说：“其在工部，尤究心方舆之学，左图右书，钩校不倦，于山川险要、河漕水利诸大政详求折中。”这些学问，包括了我们今天说的官制、财经、军事、司法、地理、水利等多方面内容，多与政务有关，其中地舆、河渠近于今天的自然科学，虽然范围比义理、考据、词章宽得多，但它们受到重视其实还是因为与政务有关。

　　我们观察传统图书分类，也可大略了解国人对知识的看法。清代已经定型的经史子集的分类，说明经占最主要的地位，史主要是经世者研习的，其他所有学科，都放在子和集之内。

　　总之，传统的读书人虽各有偏好，但基本以研读儒家经典为主，兼及诸子百家学问，这也就是传统的知识体系。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除了传统天文、医学等个别学科外，基本是文科方面的知识。清代杰出建筑家如主持清宫建筑的样式雷，在今天或许可以算是资深院士，可在当时，侧身士林者绝不会将他视为读书人，样式雷也不会以读书人自居。相反，如果某人饱读诗书，或进一步有著述传世，即便没有科举功名，也足够获得士大夫的尊重，因为他们具备了传统知识，能够与科举士人一起论道论政。

　　二、新政与新知识体系地位的上升

　　事实上，从鸦片战争开始，尤其是1860年代洋务运动以后，新知识已经逐渐楔入中国人的知识体系之中，从李鸿章到张之洞所办的新学堂，就以学军事技术和各国语言为主。这种情况在传统士大夫身上也有所反映，曾国藩一度不让他的儿子学八股，而支持其研习数学，便反映了时代变化、知识体系变革的信息。不过，直到十九世纪末，新知识还远不能与传统知识的强势相抗衡。孙中山在夏威夷接受启蒙教育，后来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尽管他学有专长，且手不释卷，但仍被那些饱读诗书的传统士大夫视为没有文化，就说明了这种情况。

　　1901年，清政府开始推行新政。举办新教育，是新政最重要的措施之一。按规定，新学堂里开设了大量的新学课程，虽然仍然规定了必须的读经课程，但是学子们研习的重点，显然已不是儒家经典，而是声光电化、西方政治和历史地理。1904年初，清政府颁布“癸卯学制”，使新学制度化。按“癸卯学制”的规定，小学课程设置有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学、算术、历史、地理、格致、体操、图画、手工等，中学堂的课程有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学、外国语、历史、地理、算术、博物、物理及化学、法制及理财、图画、体操等，虽然读经讲经仍作为重要课程，但已只是统治者控制思想的消极工具，不再是也不可能是读书人安身立命的根本了。至于癸卯学制规定的大学分科，有经学、政治、文学、格致、农业、工艺、商务、医术八科，经学只是其中之一，失去了以前的显赫地位。

　　1904年，一位官员在日记中忧心忡忡地写道：“近来中外学堂皆注重日本之学，弃四书五经若弁髦，即有编入课程者亦不过小作周旋，特不便昌言废之而已。不及十年，周孔道绝，犯上作乱，必致无所不为。其害终中于国家，其流毒且甚于祖龙焚坑之祸。南皮总督（指张之洞——引者）真吾道罪人也。”（《恽毓鼎日记》）恽毓鼎担心的，就是传统学问日益退化、新学问已占据主体地位的情况。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则在于孔孟道统和讲求空泛道德修养的宋明理学，无以抵御洋枪大炮，无以挽救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

　　三、废科举的巨大影响

　　事情的发展并没有到此为止。1905年，由于日俄战争的刺激，清政府在袁世凯、张之洞、端方等官员的要求下，宣布废除科举制。从此以后，除了特别的研究外，读书人不需要再读那些科举制必定要考的儒家经典了，因此，科举制的废除，使传统知识体系所赖以生存的最后一根支柱也倒塌了。

　　实际状况也确实如此。废科举仅仅两年，这种影响便已显现。1907年有位叫许珏的候补道向清廷上了一道条陈，说“学堂奏定章程，非不重四书五经，然大概多视为具文。盖办学之人既多尚新异，而教科太形糅杂，势亦相妨。上年在里，见十龄外幼童，入学堂已四五年，尚未读四书者，可为叹息”。这位候补官员要求“今宜申明奏定章程，凡十龄以前，必诵读孝经、四书；十龄以外，仿从前专经之例，许专读一经”（《光绪朝东华录》总第5669页）。显然，这位官员是位较为守旧的人士，他的上书道出了传统经典和传统知识命运变化的实情。

　　这一时期，习新学的读书人的处境也大大改善。不用说没有任何科举功名的孙中山被拥戴为同盟会的领袖，即便在清政府方面，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01年以前，能够进入政权高层的读书人只能是传统型的、经过科举考试的，新政以后，掌握新学的读书人开始进入政府。留美幼童之一的唐绍仪就做到巡抚、尚书；留学英国的法律专家伍廷芳做到侍郎、修订法律大臣；更有大量的留日学生进入政府部门工作，在一些新部门发挥着不小的影响，有的甚至在几个部兼职。之所以能够如此，就是因为他们掌握了新的时代和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新知识。

　　及至民国建立，教育总长蔡元培认为“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明令废止小学校读经课程，可以说给旧知识体系画上了一个句号。到了上世纪30年代，中国在许多新知识学科具备了自我研究和发展的能力，如地质、化学、物理等学科，且涌现了出色的科学家，新知识体系最终完全替代了旧知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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