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琳这篇檄文的“价值”在于其“感染力”,内容却多不属实。檄文极力丑化曹操的祖父曹腾、父亲曹嵩,有其特殊的用意,它迎合了当时社会“清流”对宦官集团的仇恨心理,并进而达到攻讦曹操的目的。
东汉后期,宦官和士大夫间的矛盾已不可调和。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灵帝建宁二年(公元169年)先后发生了两次“党锢之祸”,宦官集团对以太学生为主体的“清流”进行了全面的清剿。
在此后的20年间,宦官势力达到了极盛,中央官署全由宦官担任令、丞,宦官的兄弟亲戚充任刺史、郡守。
袁绍出身于显贵之家,自其曾祖父袁安以来,四世有5人位居三公,史载袁氏“门生故吏,遍于天下”(《后汉书跐袁绍传》)。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黄巾大起义爆发以后,东汉政府组建了一支新军以保卫洛阳。
在西园设立总指挥部,这就是著名的“西园八校尉”,宦官蹇硕为上军都尉(即总统帅),袁绍为中军校尉(即副总统帅)。
灵帝死后,大将军何进杀死蹇硕,不久何进也被杀,袁绍发兵悉诛宦官,死者2000多人。陈琳的这篇檄文旧事重提,刻意指明曹腾的宦官身份,藉此激起“友军”以及社会对曹操的“公愤”。
清代何焯认为,后世有关“曹操盗墓”的传闻,即是以陈琳的这篇檄文为根据,他说:“此事不知信否。《文选》注(引)《曹瞒传》云:‘曹操破梁孝王棺,收金宝,天子闻之哀泣。’似缘此檄而实之者也”。
由于一篇檄文而坐实曹操“盗墓”,显然有失公允。今人张舜徽主编《后汉书辞典》“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条也认为,这两个“官职”是“袁绍攻讦曹操时所云官名”,实无其事。
殷纣王和曹操都对中国社会进程产生过重大影响,他们的形象却由于不尽相同的社会原因,同样地受到严重的扭曲和丑化。这与其说是一种文化现象(“成王败寇”的文化心理使然),毋宁说是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
《尚书圠牧誓》篇列举殷纣王罪恶尚能比较“属实”,到了陈琳的《檄州郡文》,则对曹操进行肆意诋毁。
这表明后世政治军事斗争的日益复杂化和多样化,而恰恰可以印证孔子所论:“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荡;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诈而已矣”。
檄文这种文体在中古时期的日益成熟和大量使用,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看来,在认知和评价历史人物时,不但要把他放回到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去仔细考察,更需要实事求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切不可人云亦云,妄作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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