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京大屠杀的发生看日军的战略时机选择

　　从当时到今天,不断有人试图挖掘这一南京大屠杀发生的原因。通常,日军的军国主义教育、日军后勤供应不足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就地征发政策、日军在进攻过程中的惨重伤亡和官兵普遍的报复心理、日军军纪废弛等等,成为研究的主要着眼点。这些研究,无疑加深了我们对南京大屠杀史的认识。

　　但是,笔者也注意到,就地征发等情况,存在于日本侵华的整个过程之中,但像南京这样被屠城的则是鲜有其例。为什么在日军扛着所谓“道义战争”旗帜的当口,就在南京发生了大屠杀?

　　在思考和研究的过程中,笔者觉得,离开日军全面侵华的战争战略,是不能准确理解南京大屠杀的发生的。因为,日中矛盾是当时东亚国际关系的主要矛盾,日本又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从日方的思虑和选择出发,透视南京大屠杀的最终发生,可以清晰地看出日军侵华的战略时机选择。本文作为尝试性研究,衷心期待专家的指正。

　　一、选择战争

　　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战略时机选择是建立在这一基点之上,即它认为中国以抗日为主要诉求的国家整合已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如不立即发动战争,不仅今后再也无法战胜中国,甚至可能导致中国收复东北主权。

　　“七七事变”的发生,过去多解读为是“田中奏折”中长远计划使然。代表日本签署无条件投降书的重光葵曾说:“后来东亚发生的事态,和随之日本所采取的行动,恰似以田中奏折作为教科书按其所提示步骤进行的,因此外国对田中奏折的怀疑是难以澄清的。”[1]20

　　但不可否认的是,“七七事变”表面上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为什么日军要在“西安事变”后的半年就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为什么在“九一八事变”的主要策划人石原莞尔(当时任日军参谋本部第一部部长)等人反对在中国消耗国力、从而不利于日本准备对苏作战的情况下,日军仍决然进行全面战争?窥一斑而知全豹,本文尝试从一些似乎较少被人关注的材料来整理出思考的线路。

　　须磨弥吉郎曾任日本驻南京总领事,1937年3月15日,他在日本工业协会进行了一次演讲,题目叫《日支关系的现状及将来》,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当时的日本对中国形势的判断,也可以说是理解日本发动全面战争的重要逻辑文本。

　　须磨弥吉郎认为,“西安事变”说明中国实现了统一,统一使中国出现了近代以来前所未有的现象:“在日清战争时期,如果你去四川、云南等山区省份的话,一般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国家正在同日本打仗。……一到绥远事件发生,就全国各地到处都掀起了支援绥远军的运动,有的地方歌舞音乐停播3日,有的地方连歌舞厅也将门票收入的两成捐出来支援绥远军,可见其热诚度之高。更有甚者,为了支援绥远军,有一个地方的牢房里的犯人都捐了款,这种事情恐怕在全世界也不曾有过先例。这种热诚是从哪里来的呢?刚才我从两方面讲过支那对日本的感情——普通百姓的排日感情在支那已经变得相当严重,绥远事件正是衡量其严重程度的标尺。”(注:见[日]中村元督编的《日支関係の現状及び将来》(須磨南京総領事の演説筆録),1937年4月20日东京印刷株式会社印刷,同月24日社团法人日本工业俱乐部发行,非卖品。现为日本国会图书馆(东京)藏。本文献由南京大学历史系曹大臣博士搜集、南京大学日语系雷国山博士翻译,特此致谢。以下引此演讲不另注明。)

　　因为听众都是操控日本经济命脉的财阀,须磨非常坦率,他认为,中国新局面的实现,日本有其功在焉。“为了实现这个统一,曾经有过两个目标,或者称之为两个情况。一个是来自日本的压迫。当然,毋宁说正是这种压迫才让支那获得了一次走向统一的机会,我认为这是不争的事实。”而统一的动因,须磨判断为:“所谓统一,并不是可以单靠军阀或者政府就可以实现的,而是像学生运动所象征的那样,它是在统一的愿望深入国民人心形成了一个举国一致的运动之后才得以实现的。”

　　当代的民族主义理论认为,强调来自外部的威胁和敌忾情绪是民族国家建构的基本模式之一[2]148。须磨为此提供了未经证实的证据:“1931年……当时蒋介石向塞克特提了两个问题。一个是问支那军队如何才能变得强大,另外一个是对日本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对于第一个问题,塞克特回答说,支那要想变得比日本强大,武器是必需的,飞机也是必需的,但是从我组建和运作德国国防军的经验和体会来看,今天支那的当务之急,是要在军队中培养一种敌视日本的心理。”在这里,证据本身的真实性已经不重要,其重要性在于它成为须磨的论述路径——即中国国家的整合是与反日紧密关联的,或者说,在须磨看来,中国统一的强化,必然意味着反日的强化。

　　须磨举他与孔祥熙的会谈为例:“孔祥熙——他是事实上的行政院长——说,要我说,要把日支关系搞好,满洲问题就那个样子是不行的,给满洲问题‘设定一个旁白’的事我是完全反对的,如果不给这个满洲问题一个解决方案的话,日支间不可能有圆满的对话。于是我就借着这个话追问他,你希望什么样的解决方法呢?他回答说,日本对满洲的投资——他是个投资家——看起来是单纯的投资,如果是投资那么我们就承认,但是满洲国的主权我们希望你们还给支那方面。……说一千道一万,满洲国不归还给支那的话我们是谈不起来的。”须磨就此评论道:“支那已经在做关于满洲的梦了。这必须看作是刚才我讲的一个证据,它证明支那正是在实现了安内即实现了统一之后才渐渐看出了日本的软肋,并进而在对我进行试探。”

　　既然中国国家整合意味着反日,日本需要做些什么呢?那些动辄“和平、提携”的外交公文总是闪烁其辞,倒是日本在华居留民协会的一个负责人回忆他在战争爆发之初离开南京的情形,直白地揭示了日方的心态:

　　我想起了事变爆发前不久,我曾对大城户大佐说:“南京的市民军训如果再持续两年的话,日本反而应该不是对手了吧。”大城户大佐听了回答说:“要不了两年,只须再过半年我们就会赶不上的。”所以也不知是有幸还是不幸,就在日本还有可能取胜的时候爆发了事变,我觉得这实在是上天的保佑,我深深感到这是神国日出之国(日本)的幸运。同时我深深祈愿本次事变是日支冲突的最后一次,是彻底打垮抗日的蒋政权,并使其回归到日支亲善的正途上来的一次良机(注:见[日]庄司得二所著的《日本居留民志》,南京居留民团发行,1940年版,日本国会图书馆藏。本文献由南京大学历史系曹大臣博士搜集、南京大学日语系雷国山博士翻译,特此致谢。)。

　　在中国强大到日本无法制服之前动手侵略,并不仅仅是这些居留民的意见,它是一种弥漫于日本社会的“舆论”。1937年3月,日本驻中国大使馆武官喜多诚一,日本中国驻屯军参谋和知鹰二、大桥熊雄向日军参谋本部提出:“在收复满洲以前,蒋介石政权的抗日政策恐继续不变。……上述日中关系的恶化,不能设想用一般的手段即可调整。”他们同时设想了对苏联开战的可能,提出“应在对苏开战前,首先予中国一击,用以挫伤蒋政权的基础。”[3]293接着,东京开始流传:“七夕的晚上,华北将重演柳条沟(湖)一样的事件。”[4]161937年7月6日,在日方也承认“芦沟桥附近,日中两军的冲突大有一触即发之势”的背景下,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内阁会议上提出:在如今抗日、排日的漩涡中,纵想实现日中亲善,也难望取得成效。日本对此,虽深为不满,但看来除毅然推行正确政策外,别无他途。“全体阁僚表示同意”[3]297。“七七事变”于是成为表面偶然而实际必然。

　　二、选择南京

　　南京被选择为日军的进攻目标,是因为当时的南京被日本认定为中国抗日的中心,不攻占南京,便不能惩罚中国的抗日并迫使中国改变政策。

　　战争发生之初,日军重点在华北。但上海随即出现紧张局面,重光葵分析说:“华北的日中冲突,敏感地反映于上海,排日侮日的风潮立即在那里泛滥。”不说中国的抗日情绪是日本长期侵略的结果,却说因为中国抗日,所以日本要侵略,这是那个时代日本军政界的共同逻辑。但重光葵显然深谙日军的行事规律,他说,“陆军在北方制造事件,在上海的海军也必然要挑起某些事端”[1]129-130,结果战争的重心很快转移到长江三角洲。

　　但在“八一三事变”爆发时,南京还未被列为进攻目标。1937年8月15日,日军上海派遣军的任务被指定为“与海军协作,歼灭上海附近的敌人,占领上海及北部地区主要战线,保护帝国臣民”[5]1。同年11月7日,华中方面军编成,其时,上海中国军队已呈不支之势,但华中方面军的任务仍未扩大到南京,“华中方面军的任务是,与海军协作挫败敌军战斗意志,为寻找结束战争的机遇而歼灭上海附近的敌人”[5]4。同日,日军指示华中方面军的作战地域“大体是苏州、嘉兴一线以东地区”[5]6。11月20日,日军参谋次长致电松井石根的参谋长,提示他们已经超出预定作战地域[5]9。11月24日,日军最终废除了华中方面军的原定作战区域[5]10,标志着日本官方选择了南京。同日,华中方面军发布命令:“与中国方面舰队协同,迅速攻占南京。”[5]20

　　日军从以上海为目标发展到以南京为目标,与松井石根本人的坚持有很大的关系,在1937年8月16日的日记中,他就写道:“我军应该以迅速进攻南京为目的,向中支那派遣必要兵力(约五个师团),必须一举推翻南京政府。”[6]23此后,松井不断向日本政府和军部高层陈述其意见,要求增兵。9月23日,石原莞尔的离职和表现激进的下村定的接任为其主张带来了希望。10月14日,松井趁日海军政务次官到上海慰问之机,提出:“鉴于江南地区的敌军抵抗顽强之现状,要在一两个月之内结束这场战争,使战事告一段落是非常困难的。”[6]97为今后扩大战事预埋伏笔。10月20日,他要求从参谋本部来上海的铃木中佐转告参谋本部各要员:“我军的最终目标是南京”、“战略要点归根到底就是攻打南京”[6]129,根本无视日军指导当局的意见。11月15日,松井石根利用机会,做参谋本部谋略科长影佐祯昭和陆军省军务局科长柴山兼四郎的工作,说明今后攻打南京的必要性,“基本上得到了他们的理解”[6]103-104,形成多方施压的态势。与此同时,华中方面军已经实际突破作战地域限制,向南京追击。日本政府和军部终于决定进攻南京后,松井在日记中写道:“我欣喜地感到,这些天我那些竭力鼓动的意见终于奏效了。”[6]140

　　松井石根强烈坚持占领南京、清除抗日堡垒的意见,在当时日本各界是有广泛基础的。曾居留南京的日本侨民庄司得二回忆了战争爆发前的南京:

　　在南京普通市民最初开始军事训练时,我还认为那没什么了不起,所以没怎么在意。但过了两三年后,我注意到南京市民中的青壮年的面色表情严峻起来了,眼里也泛起了活泼的光芒,做事时腰板都很有气势……其后,我就开始对支那的军训成果给予较多的关注了,结果我才知道他们的训练是很认真彻底的,我不由得感到了一种威胁。

　　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则报告了芦沟桥事变后的南京情形:“随着战局的扩大和延伸,南京的抗日意识也高涨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过激的抗日分子开始对滞留中的国人施压,以前可以自由游览的南京近郊名胜及周边山地开始以军事禁区为由而禁止国人游览,市内的各家剧院纷纷播放着宣传抗日影片,大肆煽动群众情绪,致使市民大众抗日意识日益浓厚,市内处处显出紧张之色。”[7]205-207

　　陆军省军事课长田中新一也在日记中阐述了占领南京的意义:“进攻南京,乃因无视我方寻求重返日华提携大道所致。松井军司令官最后劝降的目的,也在于此。”“始终不能放松膺惩抗日政权”,“世界正处于变革时期,如果了解当今世界趋势,自当看出只有在亲日的基础上,中国国家组织才能获得成功,”“中国事变乃东亚之一悲剧,但为使悲剧不再重演,日本此际不能回避彻底手术。就此意义而言,攻占南京只是中国问题之序幕,真正的持久战则自今日始”[3]403-404。

　　松井石根个人的意见何以能压倒日本政府和军部的预定方案而成为事实?这与日军当时所谓“下克上”的传统有关,激进的前线官兵总是能突破政府和军部划定的界限,而事后不仅会得到政府的追认和支持,还会赢得荣誉和奖励。所以,“很多人想通过第二次满洲事变,建立‘功勋’,成就功名心”[1]112。松井长期窥伺中国,1935—1936年曾广泛游历中国南北,结论是:“日支关系每况愈下,日趋恶化。最近的形势如前所述,使我痛心的感到几乎成了不得不举起铁锤逼迫支那当局反省的局面。”[6]22松井石根在受命为上海派遣军司令后,有了挟持日本政府和军部的机会。而在明显的侵略利益面前,他们愉快地合流了。

　　问题是,攻占南京并不能使中国的抗日意志破碎。事实上,日军占领南京前后,正是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比较巩固的时期,全国抗日意志高涨。如何将推动日军占领南京的期望与中国的现实情况结合起来,避免被拖入日军最为忌惮的持久战泥潭,引起了日本内部一些人的“反省”。对石原莞尔颇为服膺、一度反对扩大战事到南京的堀场一雄分析说:

　　治理东亚要从解放中国和日华合作开始。最近中国最大的苦恼是日本的威胁和苏联的赤化。与此同时,日本应为中国指明道路,加以善导,并帮助其实施必要的统一。只要消除中国的受威胁之感,就能走上日华合作大道……[8]107

　　堀场一雄奢谈日华合作,但客观地说,“消除中国的受威胁之感”永远是中日友好的前提之一,而占领南京的日军并不愿意正视战争激发了中国国民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事实,他们有了另外一个更加惊人的选择。

　　三、选择屠杀

　　日军在南京选择大屠杀,最主要的原因是日军把暴行作为一种战略行为,企图通过在当时的中国首都运用恐怖、野蛮和极端的手段,摧毁中国的抵抗意志和能力,达到其战争的目的。

　　在美国国家档案馆里,保存着一份日军士兵的阵中日记,由山梨县一个叫保坂晃的人在战后寄给盟军司令部军法处。内中提到:1937年11月29日,他们在常州郊外某处,“奉命”用机关枪射杀平民80余人(注:见USA National Archieves,Rg153Entry180Box5。)。

　　这份藉藉无名的日记提示我们,日军开展的屠杀是在上级命令下进行的,而屠杀早在冲向南京的过程中即已开始。到了南京,日军第16师团长中岛今朝吾在1937年12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

　　基本上不实行俘虏政策,决定采取全部彻底消灭的方针。但由于是以1000人、5000人、10000计的群体,连武装都不能及时解除。……事后得知,仅佐佐木部队就处理掉约15000人,守备太平门的一名中队长处理了约1300人。在仙鹤门附近集结的约有七八千人。……处理上述七八千人,需要有一个大壕,但很难找到。预定将其分成一两百人的小队,领到适当的地方加以处理[6]280。

　　这位在司令部里命令剑士高山用俘虏试刀的师团长[6]278,可以说是凶残成性,他选择直接命令属下进行屠杀。作为当地日军最高指挥官的松井石根,选择的是明知暴行发生却不制止的态度,也就是放任屠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书指出:“他(按:指松井)既有权力,也有义务控制住他的军队和保护不幸的南京市民。”“根据他自己的观察和属下的报告,他一定已经意识到了正在发生的事情。他承认他曾从宪兵和领事馆官员那里听说了他的军队的某种程度的非法行为。有关这些暴行的每日报告被递交给日本在南京的外交代表,并被转呈东京。法庭认为有充分的证据显示松井石根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情。他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那些能抑制这些暴行的措施”[9]610-611。作为东京审判的注脚,松井石根在1937年12月20日的日记中记载了敏感信息,他说:“有一阵子,我将士中有少数人员出现过掠夺和强奸行为,这多少也是在所难免的实际情况。”[6]153松井石根“坦承”之处,值得咀嚼。而据暴行发生时担任日本外务省东亚事务局局长石射猪太郎作证,南京大屠杀期间,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和他本人均从各种渠道了解到了日军的暴行,广田为此与当时的陆相杉山进行了交涉,石射也提醒了陆军军务局第一课长,但有关南京日军暴行的报告仍不断送来,而“广田外相并没有与陆相一起频繁地或多次处理这个问题,只有一到两次”[9]507-520。

　　为何要选择在南京进行屠杀?松井石根事后总结有两个原因:

　　1. 自从上海登陆以来,我军将士一直进行残酷艰难的战斗。这些战斗使将士们对敌军产生了强烈的仇视情绪。

　　2. 在进行激烈且快速的追击战时,我军给养以及其他物资未能得到及时补充[6]194。

　　松井石根的这一总结,是说出了部分事实,但并没有多少说服力。比如,1944年的衡阳战役艰苦程度不逊南京战役,占领以后,中国军民被害甚重,但毕竟没有发生类似南京大屠杀的事件。所以,考诸东京审判时松井石根仍高唱他毕生致力于中日友好的狡猾,笔者认为,松井石根自知暴行“在所难免”,他的这一解释只能视为知道自己日记将流传后世的故意之作。

　　钮先铭是南京保卫战时国民党军教导总队工兵营营长,大屠杀期间,他化装成和尚,匿伏于南京永清寺、鸡鸣寺,8个月后逃出。他说:“不久我回到大后方,与情报同志再三研判敌情,大家的结论是:日方以为既已攻下中国首都,我们必会作城下之盟谈和。为了削弱我们的人力与兵源,不惜违反人道和国际法,来进行集体屠杀。”[10]70笔者认为,此论较近事实。选择在南京施暴,跟南京的特殊地位有关,因为占领南京,本非单纯的战术安排;而日本政府在屠杀甚烈时就于南京扶植傀儡政权,企图使中国人屈服于它所谓的“东亚新秩序”。日军在此背景下进行南京大屠杀应有其政治和战略上的逻辑。

　　所以,进一步的问题是,日军通过大屠杀达其政治和战略目的的机制为何?
日本大阪教育大学山田正行教授对此有深刻的见解。他以性暴力为例说,把大屠杀期间日军的性暴力解释为军队混乱所造成,是不对的。他提出,当时日本军队纪律较严,没有混乱,各种迹象表明,大屠杀期间的性暴力是军方下令进行的,希望通过性暴力打击敌人。他进一步解释说:在日军士兵的胁迫下,中国男性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女性被侮辱,很挫败、很沮丧,而男性的无能为力会又使中国女性充满蔑视和悔恨。

　　山田教授以他在云南的调查为例,云南一个农村的25名妇女曾遭到日本士兵的性暴力。每个妇女至少受到5个日本士兵的轮奸。山田教授推断说,这样的安排说明日军有敌对的环境中生理、安全等方面的考虑,这种性暴力事件是有计划有组织的犯罪。他说,性行为的隐私性与集体性暴力的公开性是矛盾的,唯一的解释就是上面下达了这样的命令,这是作为作战战略来执行的(注:见《学术沙龙:南京大屠杀中性暴力问题的心理研究》,并参照本人听演说的笔记。)。

　　山田正行教授的推断有根据吗?还是让事实说话。

　　的确,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的强奸案件极少是单人所为,多数情况下,成群结队的日军当着受害者家属进行犯罪。国际安全区主席拉贝记述到:“昨天夜里[按:指1937年12月16日夜]约有1000名姑娘和妇女遭强奸。此时听到的消息全是强奸。如果兄弟或丈夫们出来干预,就被日本人枪杀。”[11]156身处南京的德国大使馆政务秘书罗森报告称:“每晚都有日本兵冲进设在金陵大学院内的难民营,他们不是把妇女拖走奸污,就是当着其他人的面,包括当着家属的面满足他们的罪恶性欲。同谋犯把受害者丈夫或父亲拘留,并迫使这些人充当他们败坏自己家庭名誉见证人的情况屡见不鲜。”[12]327

　　当时,藏匿意大利驻南京总领事馆的教导总队辎重营长郭歧所记述的一个案例更加完整,是对山田正行教授理论的典型注脚:

　　那一天,隔壁洋楼门外来了几十名鬼子兵,领章有黑有黄,但却既无部队番号,又无官长……先把大客厅里的男人统统撵走,再将半老徐娘们拉了过来,当着小孩子的面,光天化日,明目张胆,就在大客厅里,把半老徐娘们的衣裳剥得精光,然后集体演出丑剧,三对一,五对一,去而复来,周而复始……孩子们几会见过这种骇人的场面,一个个的全都吓哭了……客厅外,庭院里,那些女人们的丈夫们,一个个失魂落魄,面红耳赤。有人伏在墙上,哀哀的哭,有人双手抱头,木立不动……一个兽欲已达,裤带犹未系好的鬼子兵快步走出门来,上了大街,又遇见了一队鬼子兵,又是好几十名……这一批紧跟着又一哄而入……[13]167-168

　　“领章有黑有黄,但却既无部队番号,又无官长”,说明日军有意识隐瞒身份;不让走远的中国男人们的难堪,说明日军达到了他们的目的;公开地呼朋唤友参与,说明日军知道在南京强暴妇女不会被惩处。松井石根坦承:“这些坏事都是在混乱的战斗中发生的,因此,没能对所有肇事者进行审判也是无可奈何的实情”[6]194,松井的解说说明了日军官兵之间的默契。

　　把暴行作为战略手段,是侵华日军的一大“发明”,南京大屠杀的发生由此方可得到逻辑通顺的解释:南京大屠杀绝非战争状态下的偶然事件。此后,慰安妇制度推广到日军整个占领区,来维系日军战斗力,也是出于同样的战略考量。

　　综合上文,可以看出,日军的战略时机选择环环相扣,虽表面常有出人意料之处,而内在逻辑一致,南京大屠杀是日军战争战略演进的自然结果。在此基础上,综合各种远近原因,才能全面理解南京大屠杀的发生。

　　长期以来,日方资料、特别是来自南京大屠杀指挥者的资料,在屠杀发生的根本原因上不断制造头绪,转移注意力,值得我们深入思考。以松井石根和他的副参谋长武藤章为例:1946年3月8日,托马斯·莫罗上校审问松井石根,问他1937年12月13日至16日进城的日军是新部队还是老部队,是否由富有经验的军官指挥?松井明确回答:“他们都是由有经验的军官指挥的训练有素的部队”,“我从没有听到这些军队在中国的其他地方有劣迹。”[9]222-2231946年4月22日,埃尔顿·海德等审问武藤章时,武藤表示:“在南京和马尼拉犯下暴行的军队是在匆忙中招募的,他们没有受过正规的军事教育。”[9]278何故如此矛盾?看了后文才知,原来,松井石根是想说明,他指挥的部队纪律严明,自己要求又非常严格,不可能进行大屠杀;而武藤章却想说明,从1915年派兵西伯利亚后,日军暴行渐增,南京是发生了暴行,但他为改善日军的教育付出了艰苦的努力。他们都只是为了对自己有利,强调不同方面的因素。如果我们纠缠于南京的日军是老兵还是新兵、日军士兵当时是否有饭吃之类的枝杈问题,并以此为基础来讨论屠杀的发生,是很容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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