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的性观念和婚姻观念

　　春秋时代的性观念和婚姻观念，和后来有很大的不同。

　　前面提到卫宣公娶了自己的庶母夷姜。《左传》的原文是，“卫宣公烝于夷姜”。东汉服虔注：“上淫曰烝。”既然定义为“淫”，当然是一种批判，并且越到后来，这种批判越被大加发挥。但很可能，这一层否定意义是附会出来的，在当时，“烝”本是一种正常的婚制。

　　比如说，上面提到的那位宣姜，后来又嫁给了宣公的儿子伯昭。伯昭并不乐意，但在齐国国君的压力下，终究还是被强迫而“烝”了。这样的事可以在外交照会中提出，而正做着卫国国君的宣姜的儿子朔，也并不觉得自己脸上有什么下不来，可见大家都不认为这在伦理上有什么太大的不妥。后来伯昭和宣姜所生的五个儿女，也并没有因为自己是“烝”出来而遭到歧视，两个女孩还都嫁给了国君。

　　但无论如何，齐襄公姜诸儿和他的妹妹文姜之间的恋情是一种乱伦。不管在后世还是当时，都没有疑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早已是普遍的认识，何况，襄公和文姜，乃是嫡亲兄妹。

　　鲁桓公即位后的第三年，娶了齐僖公的女儿文姜。这次婚礼从一开始就包含着不祥的意味：鲁国派去迎亲的，就是手上沾着隐公鲜血的羽父；而齐僖公亲自送女出嫁，也与礼法不合。种种细节看来都不是好兆头，虽然，谁也说不出究竟有多大的不妥。

　　三年后，桓公与文姜的儿子出生。太子出生的仪式操办的很正规也很喜庆，尤其是，儿子还和老爸同一天生日，可以想象桓公有多么开心。在听大夫申繻讲了一通给孩子该怎样取名的大道理后，桓公给儿子命名叫“同”。关于成婚时候那些“非礼也”的记忆，即使有，这时也会被忘得一干二净。

　　十多年过去，齐僖公早已去世，齐国的国君换成了文姜的哥哥姜诸儿，即齐襄公。这时，桓公决定陪文姜回一趟娘家。

　　大夫申繻又出来发议论：“女人有丈夫，男人有老婆，不可以互相轻慢，这就叫有礼。不合于礼的，就一定会败坏。”

　　申繻也许有了某种预感。但这种泛泛的议论甚至不好算是劝阻，桓公夫妇还是出发了。

　　到齐国，“齐侯通焉。”《左传》语焉不详，《史记》则指出齐襄公和文姜早就有过关系，这次是有预谋的重续旧情。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被一个比你有权有势的男人给戴上绿帽子，不要声张，结果多半还会好一些。武大郎要是装糊涂不去捉奸，就不会被西门庆“早飞起右脚，正踢中心窝里”；而挨了一脚之后如果愿意放手，那一包砒霜，也可以省了。

　　可惜，春秋时代没有那么多历史经验可供借鉴，何况有些事情，也不是你知道了该怎么做，就真能克制得住的。鲁桓公发现了问题，然后对文姜表示了愤怒。尤其是，他怀疑那个和自己同月同日生的儿子，究竟是不是自己生的。

　　齐襄公知道了这件事，在他看来，桓公的愤怒显然太不知好歹，冒犯了他的尊严。

　　于是，齐襄公请桓公饮酒，之后，又让大力士彭生帮助桓公上了马车。然后，人们发现桓公死在车里。

　　可怜的武大郎还有弟弟武松为他报仇，而鲁国人甚至不敢为国君之死而破坏和强大的齐国的睦邻友好关系。送往齐国的国书上是这样写的：

　　“我们的国君畏惧您的威严，不甘安居于国内，来贵国重修旧好。礼已经完成而不能回国，又无处追究罪责，在诸侯中造成了恶劣的影响。请用公子彭生来消除这种影响。”

　　被要求处死的仅仅是一个彭生，很可能令齐襄公喜出望外（他未必没有做打一仗的准备），所以彭生当然也就非死不可。这种处理方式，倒是为后来同类事件的了结提供了一个样板，翻开史书，会发现彭生这样的替死鬼随处可见。

　　可是回头想想，鲁国人到底还是咽不下这口气。这时回忆起来，当初文姜本来是要嫁给郑国的公子忽的，却被他拒绝了。于是，就不禁佩服起公子忽是如何的有远见来，在史书上发议论表彰。而浑然忘了就在桓公被害的前一年，公子忽一样死于谋杀。

　　对弱者而言，有时候选择并不重要，因为结果很可能是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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