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唐玄宗身边的“奸臣”是怎样造就的？

　　唐玄宗身边的“奸臣”是怎样造就的？

　　【一千二百多年过去了，权力对人的异化却丝毫没有改变。它一方面让权力的占有者迷信自己曾经获得的成功，自己成为自己的“粉丝”；另一方面，又在权力周围几乎“自然而然”地聚集起一群像非洲草原上的食腐动物那样的专门靠服侍权威吃饭的人。这些人大多并无理论纲领和政治野心，正像鬣狗，只不过是实现各自的生存逻辑而已。】

　　中国人议论功过，常有“忠臣”、“奸臣”之分。

　　但是，再仔细一想，“忠臣”、“奸臣”并不完全是相对应的一组关系，不完全是一个矛盾的两个对立面。

　　忠臣之忠，多半是体现在自己的道德信念和高尚行为上的，是人性的体现，甚至自我牺牲的结果。而奸臣，其中大量纯属鄙俗无能之辈，即便在很普通的岗位上也不见得能靠个人业绩得到提升。因而奸臣之奸，大多是由“英明君主”一手提拔的结果。从这一点上说，历朝统治者都不可埋怨别人动了他们的“奶酪”。他们本已坐定江山；是自己瞪着眼睛把江山托付给了不该托付的人。

　　如此教训，历史上最为奇彩炫目、声光震撼的一幕，莫过于“大起大落”的唐玄宗时代。从他身上人们看到作为一个早年大有作为，开创了堪称华夏文明巅峰盛世的领导者，到晚年与几个龌龊小人一道（不过不应包括杨贵妃），竟把祖传事业、自家帝国给卷入了“一曲霓裳四海兵”的空前内乱。

　　事情的起因，说来并无悬念，无非是李隆基事业有成，却年事渐高，加之宠妃（武惠妃）早死，情绪低落。（注1）因此他就想要放松放松（据说是听了某些道教保健专家的劝告）。然而经过李林甫、高力士，后来再加上杨国忠等人的不断“运作”，宫廷里的放松游戏就像花儿朵朵，竞相开放。其规模之奢华，见诸于文人骚客笔下，有“万国笙歌醉太平，倚天楼殿月分明”，“玉树长飘云外曲，霓裳闲舞月中歌”，“缓歌慢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当时国色并春色，尽在君王顾盼中”，等等，不一而足。

　　不过最不留情的形容，大概还要数李清照的“姓名谁复知安史？健儿猛将安眠死”——满朝文武都被迷魂汤给灌醉了。整个国家，除了“放松”竟什么也不做，久而久之也不会做了。

　　那几个放松游戏的“运作”高手，其实并没有什么政治企图（论见识，他们还达不到这个水平），也不是“帝修反”派遣的特务、内奸，其目的（或习惯性的无目的）不过就是“体量领导”和“不给添乱”，别无他求。领导懒于政事，他们就不汇报工作；领导不愿烦恼，他们就声称现在连蝗虫都不伤害庄稼；领导厌倦批评，他们就驱赶忠臣；领导热衷娱乐，他们就安排酒宴。以他们的道德教养、是非判断，根本不懂自己的行为属于“曲道事君”（注2），是蒙蔽和腐蚀帝国的领导力，所造成的结果，与颠覆国家无异。

　　曾在《财富》杂志读到一篇专栏文章，形容将自己在几乎无限溺爱之中的CEO，几乎从成人变为了幼儿。文章还列举了这些企业领导人与受溺爱幼儿的各项共性：

　　比如他们都被尊为宇宙中心，什么小皇帝、小太阳的；

　　比如他们说起话来语无伦次，而溺爱者听不听得懂，却毫不介意；

　　比如他们兴趣变幻无常，而溺爱者则只管一个劲地为他们更换玩具；

　　比如不管他们情绪怎样波动，溺爱者也都会小心侍奉，哄着，迁就着；

　　比如别人的一切日程（或公司的一切议程）都必须按照他们的饮食起居来安排，而且他们的灵机一动还要经常把别人本来已经做过调整的日程再打乱。

　　唐玄宗晚年就是在自己贴身团队的导演之下，由一位临危崛起的盛世君主，在心理上变成就像襁褓中的婴儿——想一想面对下属（一说是由高力士直接导演）逼迫处死爱妃杨玉环时满脸鼻涕眼泪但又不得不服从的样子，相比他早年“性英武、善骑射”的英姿，以及后来任用贤臣，整顿朝纲，使“贞观之风，一朝复振”的政绩，旁观者是不是颇有时光倒流、人越发展越往回缩的感觉？

　　唐玄宗的问题不是英雄气短。（注3）他的问题就是英雄萎缩症，是从晚年精神上、心理上，到眼界上和作为上的大幅倒退。

　　然而一千二百多年过去了，权力对人的异化却丝毫没有改变。它一方面让权力的占有者迷信自己曾经获得的成功，自己成为自己的“粉丝”；另一方面，又在权力周围几乎“自然而然”地聚集起一群像非洲草原上的食腐动物那样的专门靠服侍权威吃饭的人。这些人大多并无理论纲领和政治野心，正像鬣狗，只不过是实现各自的生存逻辑而已。

　　他们每天满脸堆笑地簇拥在权力拥有者周围，变着法地增添他的体验，挤占他接触他人、了解社会的机会，生怕他哪天醒悟过来，决定重新做一个有正常能力的人。古人说唐玄宗的那班近臣，所作所为，全是“以百口百心之谗谄，蔽两目两耳之聪明”。然而让他们得以如此游戏的人，不正是把他们从市井小人“提拔”成祸国权臣的皇帝本人？

　　现实世界上，每一位事业有成者，随着他们事业的成功，都会不知不觉之中步入一个“权力生态圈”。他们所支配的资源越多，身边凑过来的各种“放松”服务也就越多，实在有必要重温唐玄宗的教训。如果把开元年间的唐朝比作一个业绩骄人的企业，安史之乱的爆发，不仅如史家早已指出，是一场空前盛世的逆转，而且也反映了玄宗治下空前的管理失败。

　　虽然在现代企业，董事会和管理层之间存在一定的相互制约，但市场竞争却决定了它的很多决策过程都只能极为迅速、极为决断，难免操控在少数人的手中。在管理制度并不那么完备的环境下，一些企业的决策过程，与古代相比，并无本质差异。

　　现代人仍要考虑：如何让带领过企业过五关、斩六将的领导者避免在“放松”一下之间造成管理的全面失控？如何让创造过精彩业绩的高管层在员工中持续发挥表率作用？如何让正在高速扩张的业务避免日常失误的不断押后，导致灾难性的全面危机？如何让董事会（大唐帝国没有这个）有效监督高管团队？同时如何让社会有效监督企业家、经理人阶层？

　　解答所有这些的“如何”，也有一个看似寻常的起点，那就是把坚决不能给现任领导人任何的“放松”机会。想放松可以，但要先完成权力交接，再请自便。（注4）

　　权力加“放松”，再加上一个以协助老板“放松”为生存逻辑的“权力生态圈”，无论多么成功的事业都会被折腾个底儿掉——唐朝就是铁证。所以，要想防止奸臣，必须从约束老板开始。

　　不给现任领导人“放松”机会，也是出于对他们个人的最大关心。唐玄宗身边几个近臣，平日与老板滚在一起同吃同喝、同玩乐花样多多，但谁也不管他的将来——因为他们谁也不曾接受道德教育。到了危难关头，还有人转过头来逼迫70岁的他杀掉自己的爱妃。（注5）

　　难怪李商隐一声长叹：如此折腾，真是何苦？当了四十多年的皇帝，结果还不如百姓夫妻能够白头偕老、相爱终生——

　　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空闻虎旅传宵柝，无复鸡人报晓筹。

　　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

　　（李商隐《马嵬二首》）

　　注1：武惠妃之死使玄宗十分悲痛，他追封她为皇后。唐玄宗自登基以来，武惠妃在宫中陪侍了他二十多年，几乎经历了整个“开元盛世”。武惠妃死后，52岁的玄宗精神委靡，似乎一下子老了许多。他退朝以后，经常一个人站在武惠妃生前居住过的寝宫，郁郁寡欢，寝食不安，显然内心感到十分孤独。据吴蔚《755年中国盛衰之交》（海口：海南出版社，2006）。

　　注2：儒家政治学推崇的是“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见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香港：中华书局，1990），117-118页。后来又演变出各种各样的“以……事君”。

　　注3：唐玄宗李隆基生于685年，卒于762年，712~756年在位，共44年。

　　注4：甚至有人提出CEO只做一任的建议，理由是在一家企业里主政时间过长不利于组织发展，同时也不利于CEO本人经验多元化。

　　注5：学者黄永年认为，入蜀时路经马嵬驿发生一场兵变，是大宦官高力士和宰相杨国忠矛盾深化，高力士指使禁军大将陈玄礼把杨国忠剪除，并逼死杨贵妃。据黄永年《唐史十二讲》（北京：中华书局，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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