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不起的“预言”：慈禧之后清廷已回天乏术

　　民国“问题人物”曹汝霖在其长达40万字的回忆录中，曾披露有关溥仪即位的一则秘闻：

　　冲帝四岁，由摄政王抱登太和殿，坐上御座，受百官朝贺。按理四岁冲帝，应该懂事，做皇帝，受朝贺，更应喜气洋洋，岂知冲帝坐上宝座，即大哭不止，摄政王一面哄冲帝说：一会儿即完了。“一会儿就完了”一语，竟成语谶。

　　第二天，便有一句流言在京城内外风传：“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二年半。”曹氏的记载，或许仅是一条莫须有的政治段子，然其中所反映的时人心态，却是再真实不过。为什么大家都觉得清朝快完了？这还得从半个月前的“大事件”讲起。

　　伤不起的“预言”

　　1908年11月15日清晨五点半，天尚未亮，在军机处供职的许宝蘅刚赶到西苑门，迎面远远看见一辆鹅黄色的吉祥轿，他心中不禁“咯噔”一声。果然不出所料，匆匆走进直房，许看到放在公案上的光绪遗诏，方知原来皇帝已于昨日“龙驭上宾”。强抑住悲恸之情，许氏继续处理手头公务。孰知到了中午十一点，许又听闻慈禧太后“危笃”。“十一时中两遘大丧，亘古所未有，可谓奇变”，他内心的恐慌与迷茫情绪再也无法按捺，竟然“缮写各旨时心震手颤，莫知所主”，完全乱了方寸。

　　无独有偶，时任侍读学士的恽毓鼎于当天下午顿觉天色突变，“阴风凄惨”，不到五点，外面便已黑成一片。夜里十二点半，正在卧榻熟睡的恽氏，被仆人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未来得及披上棉袄，一份新出的邸抄便让其感到热血涌头，两眼发黑，五雷轰顶，天晕地旋，“两日之中再遭巨变”，恽彷徨无措，无法成寐。余下的几日里，恽氏脑海中浮现的全是往昔慈禧对其的恩典画面，“追思及此，不觉伏地大恸，悲不能起。”

　　一般京官尚且如此哀伤与慌张，那些位居中枢的权臣们，尤其有天塌下来的惊恐之情。如军机大臣荣庆，居然一连好几天“神志昏迷”，对于手中的公务、官报及谕旨，全然集中不了精力，一再延宕搁置。

　　京城上下，可谓阴云密布，气氛凝重。而地方上却是另一番让人哭笑不得的景象。两宫殡天，清廷规定“国有大丧……一月之内禁止婚嫁，百日之内不准动音乐，并不准剃头。”然而太原的老百姓不愿因皇帝太后们的白事而耽搁了自己家的红事，继续敲锣打鼓、披红戴绿，该娶媳妇的娶媳妇，该嫁姑娘的嫁姑娘。

　　更加雷人的是，按照朝廷谕旨，湖北各署官员当于17日纷纷赴紫阳桥奠所哭灵，各大员还须亲自哭临牌位。为了保证哭得煽情，哭得逼真，哭得到位，哭得悲戚，各大员不约而同地怀揣一把胡椒粉，“到灵位前以手摸两眼，即大声喊叫而流涕矣。”武汉学堂的青年学子们，居然拿新任摄政王载沣开起了忤逆不道之玩笑。他们戏谑道：“清代开国以摄政王多尔衮兴，此次必以摄政王亡也。噫！宋朝得天下于小儿，亦失天下于小儿，是同一理耳。”

　　官心紊乱，民心思变，这即是慈禧与光绪死后不久的真实写照。

　　外国势力很快便洞察了慈禧之死所造成的清政府权力真空状态。1909年初，时时关注中国政局的日本政坛元老伊藤博文判断：“中国在三年内将会发生革命。”

　　这是一句听起来令中国官绅深感伤不起的恶毒预言。然而它又是那么的一针见血：慈禧之后，清廷已回天乏术。

　　“舵手”慈禧

　　毋庸置疑，晚清最后的五十年，一直处于强人政治模式之中，而那位政治强人，非慈禧莫属。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布兰德和著名汉学家白克浩斯曾经在《慈禧外传》中对这位女强人的个人魅力大加推崇：“她的个性与生涯，必将让她在已经成为世界历史上标志并支撑着伟大性质的统治者当中占有一席之地。她一生的非凡成就，其铁杆拥护者们的忠诚奉献，是不能以平常的分析或比较来轻易解释的；但毋庸置疑，它们主要归功于那种被称为魅力的神秘而不可思议的品质，这种显然无关于道德、伦理、教养之类，无关于我们所谓的文明；她的吸引力是普遍的，它对大多数人类的影响是不可抗拒的。正是这个女人的个人魅力，结合了她的强烈的活力与平易近人，为她赢得了尊敬，往往还赢得了喜爱，甚至赢得了那些有充分理由谴责其手段、否定其原则的人。这种个人魅力，这种微妙而有磁性的气质，无疑就是那种惊人力量的奥秘所在。”

　　诚哉斯言，慈禧的个性与禀赋恰恰让她成为驾驭传统威权体制的不二人选。她精明强干，在残酷的政治角逐中积累了丰富的阅历与经验。同时慈禧还具有强烈的权力欲，无时无刻都要求他人对自己绝对服从，将大权紧紧握在手中。这种家长制人格，正是强人政治最典型的特征。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作为国家最高统治者的皇帝，无论是同治还是光绪，在个人气质上皆文弱而缺乏主见。后强而主弱，于是清廷最高层权力结构存在着一种特殊的组合，即慈禧与光绪共同分享皇权的合法性。

　　也正是这种最高权力结构的二元化格局，使得慈禧必须承担起引领清政府政治航向的重任。无论是旨在自强求富、改革经济体制的“洋务运动”，抑或深受甲午海战大败于蕞尔邻邦日本刺激而意图改变政治体制的戊戌变法，还是庚子国变后推行全面政改的清末新政，若没有老佛爷的推动或默许，这三次走向现代化的选择都不可能最终付诸实践。虽然这位叶赫那拉氏常因现代政治识见的匮乏与传统宫中妇人的脾性而备受世人诟病，但她的铁腕与强势，使她无愧于晚清改革总设计师的称号。也正是每每于命运攸关之际，利用手中的传统政治资源进行重大变革，慈禧也被时人视为不可替代的权威人物，特别是地方士绅们，将改革成功与否之希望完全寄托于其身上。1906年9月1日，由慈禧最终拍板拟定的《预备仿行立宪上谕》颁布，一时间士绅们莫不奔走相告，破涕为笑。甚至有人建议，因为慈禧的生日是11月25日，那么就将这一天作为立宪纪念日，“从此实行立宪，这次圣寿就是实行立宪的纪念。这等的好日子，拍着巴掌，跳着脚儿，要喜喜欢欢地庆贺大典”。可见，二十世纪初之中国，慈禧这位政治强人的光环尚未祛魅。

　　再牛的政治强人也是人，也有他老去的那一天。其实早在庚子事变中，慈禧已心力交瘁、疲态尽显。在逃往西安的途中，当军机大臣王文韶携带印信徒步三天赶来时，慈禧“立命入对，相持而泣”，边哭边说：“此后国家唯汝是赖！”女性所特有的脆弱无助此刻暴露无遗。归銮后，她更趋于老态消沉，岑春煊曾回忆：“太后晚年，锐气尽销，专以敷衍为事，甚且仅求目前之安。期以及身不变而已。不遑虑远图矣。”除了颐养残年，慈禧做得最多的，便是托孤。1905年的六月初一，体仁阁大学士那桐赴仁寿殿汇报工作。对于政事已颇显倦怠的慈禧，十分反常地对那桐说道：“尔近来办事甚历练，将来朝廷大事全依仗你了。”这预示着要逐渐对政权放手。

　　传统专制体制向现代民主政体的转型，强人政治往往是国家构建中必须经历且难以跨越的一个阶段。国家需要转型，转型需要政治强人。然而强人在推动国家前进的同时，由于缺乏监督与制衡，也会带来公共权力私有化、家族化、特权横行、贪腐肆虐等一系列恶果。而且如果国民形成了对某个政治强人的依赖，则容易产生“救世主”情结，认定强人可以摆平一切难题。然而，强人长期掌权，便导致整个权力系统的循环停滞，犹如人体血液流动不畅而引发管道淤塞，一旦有变，轻则瘫痪，重则毙命。

　　慈禧决定大撒把，这意味着清末政治航道大脱轨的来临。

　　摄政王的“手段”

　　慈禧离世，载沣登台，清廷进入后威权时代。

　　政治强人慈禧留给年轻的摄政王两份宝贵的政治遗产：一份是势在必行但任重道远的改革大业，一份是代价太高且不合时宜的强人政治。作为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人，我们的后见之明自然是希望载沣推进未竟的改革，莫做政治的强人。然而，对于一个26岁的“80后”而言，政局如此动荡，改革何其艰难，缺少现代政治素养的摄政王，唯一能想到的办法，就是通过加强中央集权来搞改革，这意味着穿旧鞋走新路。

　　不妨看看载沣上台后的诸多“手段”。他首要所需解决的问题，就是整治皇亲臣僚中的各种“不服”，树立个人的权威形象。第一把火便是修理恭亲王溥伟。溥伟，其祖父就是大名鼎鼎的“老六”奕。溥伟虽属载沣的侄辈，却年长他三岁，且颇有才干，是慈禧生前身边红人。据说早在庚子年，慈禧动了废黜光绪的念头，就曾把溥伟作为后备人选之一。慈禧弥留之日，他彻夜待在宫内，等候新的任命，可见他自认是储君的最有力候选人。孰料最终结果却出人意料，胜出的居然是三岁娃娃溥仪，这令溥伟心中十分不爽。不过，即使继位无望，慈禧的另一道口谕也让溥伟颇感慰藉。当时确定皇位继承人后，载沣曾极力推辞，搞得病榻上的老佛爷很不高兴，于是忿然曰：“如果觉力不胜任，溥伟最亲，可引以为助。”虽说只是慈禧的一句气话，但在旁人看来，这意味着一旦太后殡天，溥伟将顺理成章地入主军机处，“辅佐”小老弟溥仪。让年富力强且权力欲极强的溥伟参与朝政，无疑于引狼入室，万一他怀有异心，不但载沣身家性命难保，恐怕也会殃及自己的宝贝儿子溥仪。所以等宣统登基后，载沣决心给溥伟一个下马威。他先是任命载涛、铁良等人为总司稽查宫廷门禁大臣，加强皇宫保卫工作，以防生变。继而联手隆裕太后，以宣统名义，下发诏书，要求“懿亲宗族，尤应懔守国法，矜式群僚。嗣后王宫百官，倘有观望玩违及越礼犯分，变更典章，淆乱国是各情事，定即治以国法，断不能优容姑息”。短短不及百字的谕旨，已满是杀机。溥伟也只得知趣地退出这场权力角逐。

　　赢得“宫廷保卫战”，载沣并未懈怠，而是马不停蹄地向权臣袁世凯开刀。历来认为载沣收拾袁世凯，是要替光绪复仇。其实这仅是表因。要知道慈禧死后，各国列强一致认定袁世凯乃中国“唯一的强有力的人”，只有他能弥补政坛权力真空。况且，若想树立权威，巩固统治，就必须握有军权，当时袁世凯统领北洋六镇，天下半数军队听命于他。所以不除掉袁世凯，载沣就不能独揽军政大权，也便不是名副其实的摄政王。所以载沣采取折中之举，让袁世凯“下岗待业”。

　　消除了心头之恨，载沣又调过头来处理叔嫂关系。虽然贵为摄政王，载沣却并不能事事做主。因为在慈禧死前，曾立下一道懿旨，“遇有重大事件，必须请皇太后懿旨者，由摄政王随时面请施行”。这硬生生在载沣头上安插了一位上司——隆裕太后，明摆着是给了隆裕干预朝政的机会。时光似乎恍然又回到了五十年前，太后垂帘与皇叔执政双轨并行。起初，载沣碍于情面，尽量敷衍。后来不成想隆裕越管越宽，居然开始私自决定军机大臣的任免问题。这下子可激怒了载沣，他决定“零容忍”，不再同嫂子周旋，径直搬出慈禧的那道懿旨，告诫隆裕：只有朝廷重大事件，太后才应该出面商议，这些具体政务，不必烦劳大驾。虽然没有明说，但大家心知肚明，载沣是想劝隆裕安守本分，不要越位。隆裕为人色厉内荏，一见载沣强硬起来，也就不再逞强多事。

　　肃清皇室异己，罢黜朝廷权臣，理顺叔嫂关系，通过这一套相当给力的组合拳，载沣暂时抓紧了大权，树立了个人权威。

　　潘多拉的“魔盒”

　　政治学家戴维·阿普特曾这样描绘政治强人的生命轨迹：“发展中国家‘英雄式’的领导人将权力个人化以满足自己的欲望，即使有一天这一荣耀破灭也在所不惜，这就是最终的下场。”既然载沣要效仿慈禧式的强人政治，那么他就必须将权力紧紧攥在自己手心。只是外甥的魅力与能力都不及其姨妈的十分之一。先天不足致使其只得任人唯亲，极力巩固其脆弱的地位，打击那些能力与资源胜过自己的权力精英，于是一场权力角斗场“强者选弱者，弱者挤强者”的闹剧正式上演。短视的载沣，打开了潘多拉的“墨盒”，灾难接踵而至。

　　罢黜了袁世凯，载沣还意犹未尽，又以荒唐的理由清退了重臣端方，以干部年轻化的名义剥夺了铁良、善耆等人实权。结果便是干部年龄结构的严重失调及官员任免的极不合理。像李鸿章、张之洞、鹿传霖、刘坤一这样的20后、30后官员已大半凋零。彼时，50后老当益壮尚能饭，60后精力充沛是骨干，70年锐气十足需磨练，这本是属于他们干事业的年代。然而，朝堂之上，满眼望去，净是昏聩的30后、稚嫩的80后与尸位素餐的庸臣们。

　　贤才遭弃，亲贵却横行。为保住大清江山，载沣不得不起用一批少壮派的皇室成员。载涛掌管禁卫军，后入主军咨处，载洵出任海军大臣，载泽把持度支部，控制财政。

　　可惜这几位公子哥都不是当官的料。

　　载涛是位“戏疯子”。掌管陆军后，载沣将操场变戏台，终日演练所谓的战阵，自信能练就虎狼之师。然而，真的要领兵打仗了，载涛却露了怯。武昌起义后，隆裕召开御前会议，商议镇压革命方案。众人争执不下，而载涛却一言不发。太后心想平日载涛训练军队，应该有御敌之策。于是回过头来问跪在一边的载涛：“你是管陆军的，你知道咱们的士兵怎么样？可否一战？”载涛一听，连忙趴下磕头，答道：“奴才练过兵，没有打过仗。”值此千钧一发的节骨眼上，载涛终于算是说了句实话。

　　载洵是个“购物狂”。因为统领海军，所以载洵便经常以考察国外海军为由出国公费旅游，短短几年间走遍了欧美各地。在他看来，那种异国风情比北京城的老玩意儿不知道新鲜刺激多少倍。每到一处，载洵都不忘大肆Shopping一番，回国后他的行李也是最多，装的都是新采购的时尚洋货。并且人在海外，载洵还时常忘记自己皇族身份，丢人现眼。一次他到纽约一家饭店喝酒，请洋妞为其歌唱助兴。席终，载洵像暴发户一般拿出一沓美元塞给歌女，对方笑而却之，搞得载洵很是尴尬。第二天，美国报纸便把载洵喝酒泡妞的丑事绘声绘色地大肆渲染。载洵可谓自取其辱。

　　载泽也非善类，典型的“招财童子”。作为财政部长，他在管理国库之余，没少往自己腰包留钱。由于贪污数额巨大，不久便有人上折揭发载泽的劣迹。载沣立即召载泽进宫，把奏折扔在他面前，问他有无此事。载泽也不敢隐瞒，于是据实回答。载沣叹了口气，说：“既确有此事，则不必交查可矣。”自己侵吞大量公款，载沣岂能不加以查办？载泽本以为载沣开玩笑，于是回府后整理账目，准备主动认罪。谁知过了几天，真的没人来追查此事，朝廷也没给自己处分。于是载泽之后敛财更加肆无忌惮。

　　这帮弟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改革之所以失败，他们个个脱不了干系。载沣自然也没有成为政治强人，到头来落得个孤家寡人的下场。皇族内阁、保路运动及武昌起义，最终让清王朝走向末路。强人政治的迷梦破灭了，载沣可以安心地回家抱孩子了。

　　耐人寻味的是，清亡的教训似乎没有令国人彻底觉悟。进入民国，无论是袁氏当政，还是蒋家王朝，强人政治的游戏依然流行，人们仍旧乐此不疲。究竟何时才是“梦醒时分”？

　　走笔至此，笔者愿以身边一位长者的话作结：

　　立国之道，十年伟人，百年制度，千年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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