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赵璩则采尽了秀色,十名宫女都已不是处女了。高宗并未将此事公布,但心中已有定数。此事载于周密《齐东野语·高宗立储》之中,令人不解的是:高宗本人就是一个荒淫好色之徒,他怎么会在这方面严格要求子嗣呢?其所用方法,以当时的科技条件能进行比较准确的鉴别吗?周密的记载会不会想立奇而作假呢?或只是采之于无法考据的道听途说?
绍兴三十年(1160),高宗下诏:“以瑗为皇子,仍改赐名玮”,进封建王。任命赵璩为判大宗正事,置司于绍兴府,并改称皇侄。至此,拖延了近三十年立诸问题,终于在宋高宗五十四岁时得到解决,时赵瑗已三十四岁。高宗教导皇子说:“须是读书,便知古今治乱,便不受人瞒。”实是要赵玮学习做帝王的机谋权术。
绍兴三十二年(1162)五月,大臣草拟立皇太子手诏进献,高宗下诏说:“朕以不德,躬履艰难,荷天地祖宗垂祐之休,获安大位三十有六年,忧劳万几,宵旰靡惮。属时多故,未能雍容释负,退养寿康。今边鄙粗宁,可遂初志。而皇子玮毓德允成,神器有托,朕心庶几焉,可立为皇太子。”
又赐名眘,宋廷举办了一系列立皇太子的典礼。六月,高宗又出御笔说:“思欲释去重负,以介寿臧,蔽自朕心,亟决大计”。“皇太子可即皇帝位,朕称太上皇,退处德寿宫,皇后称太上皇后。一应军国事,并听嗣君处分。朕以澹泊为心,颐神养志,岂不乐哉!”
随后在紫宸殿行内禅之礼。皇太子先不肯接受,退到大殿一侧,经赵构再三勉谕,大臣一番苦劝,太子方才答应,接受了皇帝的宝座。可见高宗的逊位完全出于自愿,无一丝一毫勉强的成分。年初,高宗曾带太子“扈跸”建康府(今江苏南京),时值天寒,雨雷不止,父子骑马而行,“雨湿朝服,略不少顾,”而随从大臣中,反而多有乘轿者。
五十六岁的高宗能骑马而行,说明其身体还相当强健。退位后,高宗至高寿八十一岁才去世,也足以说明当时的身体状况。在身体还相当健康,又处于五十多岁的中年,且国事平稳的情况下,国家最高统治者自动退位,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少有的现象。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宋高宗主动退位呢?
有人会说,其父宋徽宗还是在四十四岁时就禅位于钦宗了。那是什么时候?那时金军重兵压境,国家危在旦夕,徽宗这才被迫撂担子。而高宗退位时南宋正当“边事寝宁”,去年金海陵王率军南侵,最后不但采石一战大败而退,且为部将所杀,金国政局动荡,而这时南宋正好可过略为安稳的日子。
有人或说,乾隆也在晚年禅位于嘉庆。那时乾隆已多大年纪?八十五岁,这一年纪退位在某种程度上说,已是十分不得已。而宋高宗才五十六岁,且身体强健,确实令人有些不可思议。
王曾瑜《荒淫无道宋高宗》中说:“他固然贪恋皇帝的尊荣,却又苦于国事之‘忧勤’,故在逊位诏中还是说了一些实话。他愿意以太上皇的地位继续享受皇帝的尊荣,却又免于国事的‘忧勤’。他认为在‘边事寝宁’的形势下,正是自己‘释去重负’之机。”
或者说,赵构做皇帝已做得身倦神疲,想罢脱这国事操劳之苦,而过太上皇的清闲日子,所以就把这副担子扔给了皇太子赵眘。这样的解释似乎颇合情理,也符合赵构自己的说法。但是太上皇并没有如其禅位时宣称的那样,从此不问朝政,在深宫颐养天年,而是一到关键时刻,就会多方掣肘,出面干涉。
如新任命的宰执必须到他那儿“入谢”,面听“圣训”,尤其在与金战、和问题及恢复大计方面,太上皇更是寸步不让,说明他对权力还是有些不舍。尤其是做皇帝真是如此“忧勤”辛苦,主动退位就犹如释去重负吗?那为什么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绝少有皇帝做出如此举动呢?
要知道“皇帝”在中国是个什么概念?那就是别人都是奴才,只有他才是主子,整个“天下”都是属于他的。在一定意义上他可以为所欲为,可以驾驭任何人、任何财物。所以上述退位即可“释去重负”的解释,总让人觉得有点勉强,不怎么到位,然而又找不到更确当的原因。(本文转自互联网,若有版权问题请联系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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