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毒面具的发明：一战残酷的佐证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的空前灾难，凭借19-20世纪科学技术的进步，交战国纷纷将最新研制出来的武器投入使用，而根本不考虑这些武器对人类文明造成的后果。作为“战争中的死神”的毒气便是这一类武器中的“佼佼者”。在其巨大的杀伤力之下，不仅成千上万的前线士兵在瞬间死去，很多不堪痛苦的士兵选择开枪自尽，而侥幸存活下来的患者也要在其余生中与毒气的残留危害作斗争。

为了抵御毒气的危害，人们不断发明新的防毒科技，并在战后制定禁止毒气使用的条约。在某种意义上，一战不仅仅是同盟国与协约国之间的战争，更是人类共同体对抗各种极端武器的残酷战争。

詹姆斯·爱德华·埃德蒙（James Edward Edmonds）1919年被任命为（英）帝国国防委员会历史部门的主管，并且负责了战后28卷本《世界大战史》（Historyof the Great War）的编撰工作。在他的记录中，1915年4月22日是个非同寻常的日子。这是个阳光明媚的春天，微风自东向西轻轻吹拂。

然而，就在这片貌似安详的气氛中，协约国方面派遣的侦察队却嗅到了一丝诡异的威胁，似乎德军正在防线后搞什么小动作，尤其是在朗厄马克（Langemark）北部的豪特许尔斯特森林（Houthulst Forrest）地区。白天便断断续续响起来的炮弹声在下午5时左右变得异常密集，伴随着炮声飘来的是一阵阵黄绿色的不知名烟雾。

协约国方面主要由法国地方自卫队驻守，其中包括阿尔及尔军团。与他们并肩作战的是加拿大师——第一支抵达西线战场的英帝国师，伊普尔突出部则由3个英国常备师负责。当隶属于加拿大第三战地急救队（3rd Canadian Field Ambulance）的军医们吃完晚饭后，他们看到前线的阿尔及尔军团正在溃败，一种恐慌的情绪在人群中蔓延。

士兵们抓着自己的喉咙，呈现出窒息的惨状，许多人倒地不起，口吐泡沫，面目狰狞。后经军医确诊，这些士兵都吸入了一种致命性的毒气——氯气。来自加拿大远征军的军官伯特伦（Bertram）描述道，那些气体就像一朵朵淡绿色的云，紧贴着地面，离地不超过7英尺。

据调查，这些由德国第4集团军释放的总量超过5500缸、150吨以上的氯气，对协约国方面造成了巨大伤害。这是世界战争史上首次大规模的毒气攻击，尽管1899年的《海牙公约》（HagueConvention）第23条早已明确禁止毒气的使用。据说在第二次伊普尔战役中，协约国方面有5000人在毒气中死去，另有1.5万人受伤。仅在4月22日至25日这4天时间内，报告死伤的人数就多达两千人。

面对突如其来的毒气，军医们束手无策，不知如何是好。不仅如此，许多撤回到裹伤站（dressing station）和伤亡急救站（Casualty Clearing Station）的医护人员同样遭受了毒气的袭击，轻者失明，重者生命垂危。遭受痛苦的人们脸色呈现蓝色，不断咳出一些粘稠的黄色起泡液体，许多人因此患上严重的支气管炎、肺水肿和胸膜炎等重症，急救站里弥漫着死神的气息。

面对意料之外的毒气战，协约国方面并未事先做好应急准备。即便是发动毒气战的德国，也未完全料到毒气的巨大杀伤力和扩散力，只给一些操作毒气的工程师和部分士兵配备了防毒面具。对此，联军士兵只能通过掩盖口鼻来减少氯气的吸入。

许多士兵就地取材，寻找各种可过滤气体的物品，如袜子、绷带和手帕等。有的人将罐头底部凿穿，在内部填满泥土和木炭，充当临时的空气过滤器。因为氯气在水中有一定的溶解性，英军第28师的弗格森（Ferguson）中校便提议可用浸水的衣物阻挡氯气的吸入。

一位加拿大的军官在确认毒气为氯气后，还建议士兵们在纱布和毛巾等上面撒尿后再掩住口鼻，因为尿素可以与氯气发生化学反应，降低氯气的毒性。然而这些措施都只是权宜之计，并不能有效防止毒气对人体的侵害。

随后，英法联军抓获了一名德国士兵，并在其身上搜出一块防毒的纱布。经检验，纱布内放置了纯碱和甘油。随后，英国媒体发动舆论力量，动员英国女性用药棉为男性士兵制作防毒口罩。

事实证明这并非一项明智的举措。当药棉口罩被送往前线后，士兵们发现这些口罩虽然可以抵挡氯气，但同样会抵挡健康空气。戴上药棉口罩的士兵纷纷表示无法呼吸。结果，后勤方面又改换了一种类似女性佩戴的黑色面巾的纱布来代替药棉口罩，并让士兵们佩戴护目镜。

但改进的防毒口罩仍然缺点多多，不仅透气性和过滤性比较差，在使用过程中还得经常更换。随着毒气效果的加强和不同种类毒气的发明，简单的口罩已经无法胜任防毒的工作，联军在无奈之下发明出来的防毒面具，可算是一种非凡的创举。

关于防毒面具的发明众说纷纭。一种说法认为，一战时期的防毒面具是模仿野猪拱土的动作而发明出来的。据说，在第二次伊普尔战役发生后，协约国方面派出科学家共同商议应对策略。来自俄国的科学家泽林斯基观察到，在遭遇毒气攻击的地方，许多动物都中毒死亡，唯有野猪得以幸免于难。

他认为，野猪在嗅到刺激性气体后，习惯性将鼻子和嘴巴贴在土地上，或是拱进潮湿的泥土里，致使松散的泥土颗粒粘在口鼻处，使毒气进入呼吸道之前受到一定的吸收和过滤。受此启发，联军科学家随后提出使用“活性炭”或是碳酸钠和大苏打等物质对毒气进行吸附，这也是为什么头盔式防毒面具都有一个类似野猪鼻子的罐形过滤装置。

另一种说法认为，包裹整个头部，再用药物进行吸收的点子是由纽芬兰兵团的一个名叫克鲁尼·麦克弗森的医生发明的，也是他将这个想法带到了英军之中，并由英军在1915年6月改进为“海波头盔”（Hypohelmet）。还有一种说法认为，防毒面具的发明乃是一个加拿大中士在见到德国士兵用袋子包住头部后灵机一动想出来的。

不论如何，在第二次伊普尔战役之后，英国皇家陆军军医队（RAMC）很快便在米尔班克建立了一个“抵抗毒气部门”（The Anti-Gas Department），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实验室研究毒气的构造和制造防毒面具，对防毒面具的制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不过，防毒面具的使用仍面临诸多问题。首先是防毒面具的性能难以测定。为了测试防毒面具的透气性，使战场士兵不会因戴防毒面具而窒息，军队在营地进行了一系列测试。因为最先设计的防毒面具没有开辟眼孔，所以防毒面具的佩戴者都是在他人的带领下完成绕场测试的，场面十分滑稽。问题在于，这些测试都是在无毒环境下完成的，毕竟战场上缺乏提供模拟实验的完备条件。

其次，眼孔的设计也是一个难题。太小的孔妨碍了士兵的观察和行动，太大的孔又使得毒气容易渗入。若在孔眼上覆盖一层透明的“赛璐璐”（一种合成塑料），会使得面具容易起火；若用云母，又易破碎。

除此之外，用来过滤毒气的化学药品，在雨天行军时也很容易内流，会对士兵的眼睛造成不可逆的伤害。科学家们绞尽脑汁，采用了一种不易破裂的玻璃作为眼孔的覆盖物（尽管仍然妨碍视线），又在防毒面具口部添加了一根塑料管作为呼吸口，这才使得防毒面具得以成型。

1916年，科学家在原始防毒面具的基础上，研制和改进出一种“盒子防毒面具”（BoxRespirator）。这种“盒子防毒面具”是一战中防毒面具的巅峰之作，它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头盔，另一部分是盛放化学药品的过滤罐，呈盒子状。两个部分通过一根软管相连。过滤罐内的化学物品可以与毒气产生化学反应，降低毒气的效果，使士兵们可以通过软管吸入过滤后的新鲜空气。

最开始出现的“盒子防毒面具”又叫“大盒子防毒面具”，它成效显著，但体积过于庞大，有碍士兵行动。随后改进的“小盒子防毒面具”则解决了过滤罐体积庞大的问题，步兵们只需将“小盒子”放在胸口的背包中便可轻装前进，而机枪手仍沿用“大盒子”。

1917年9月，这种高效便捷的“小盒子”达到了周产8万台，在1918年8月又剧增到周产20万台。截至战争结束，一共有1600万台“小盒子”被生产出来。英国皇家化学协会（Royal Society of Chemistry）将这一功劳归于爱德华·哈里森，这位杰出的化学家在研制和生产防毒面具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防毒面具的诞生是战地科学家智慧的产物，对于抵挡毒气侵害人体做出了巨大贡献，保护了许多士兵的生命。防毒面具也是一战中协约国在面临毒气攻击下被逼无奈的发明，它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战争的残酷性和非人道性。然而，面对畸形的毒气科学的飞速发展，防毒面具的功能是有限的。

一战期间，交战双方一共使用了60种不同的毒气，这是任何人、任何武器都难以控制的。不论毒气如何被使用，总会随着风向四处扩散，并且在战后仍会久久盘踞，危害各种生物。如果不彻底禁止毒气的使用，整个人类文明将危在旦夕。

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洲战场除了德国在东线小规模使用过毒气以外，交战双方理智地避免了大规模毒气战的出现。然而与此同时，惨无人道的日军却在亚洲战场，尤其是在中国大量进行毒气的生产和使用，致使无数中国公民惨死，这一罪行罄竹难书，不可忘却。

抵制毒气，不能仅仅依赖防毒面具的发明，还需要世界各国的人民联合起来，对各类毒气的使用、对非正义的战争进行联合抵制，共同维护世界人民的安全与健康，珍爱地球，营造和平友好的世界。

在世界各大国的推动下，《禁止化学武器公约》于1993年1月开放供签署，1997年4月29日正式生效。这是第一个关于全面禁止、彻底销毁一整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规定了严格核查制度和无限期有效的国际条约。1997年4月，中国批准了《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成为该公约的原始缔约国，彰显了中国维护世界和平的态度与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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