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失败的主要原因

戊戌变法因损害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顽固派）的利益所以遭到强烈抵制与反对。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等发动戊戌政变，光绪帝被囚至中南海瀛台，维新派的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日本，戊戌六君子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被杀，历时103天的变法失败。

根本原因

资产阶级维新派力量过于弱小，即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直接原因

其一，守旧派势力强大，当时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不在光绪皇帝手中，而为以西太后为首的王公、大臣所掌握。维新派只有少数几个人，没有实权。西太后最初曾指示“今宜专讲西学”，
但是，当她感到变法触及到她自己的权力和清廷王公贵族的利益时，就动手遏制、镇压。

其二，维新派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指责西汉的古文经书全系刘歆伪造，《孔子改制考》将孔子打扮为“改制立法”的祖师爷。两书都没有充分的、有说服力的证据，不用说守旧派反对，当时的一些开明人士也不赞成。此外，维新派某些激进的宣传也增加了社会阻力。

其三，维新派缺乏坚强的组织领导，脱离广大人民群众，只寄希望于没有实权的皇帝和极少数的官僚，甚至对帝国主义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其四，维新派及光绪皇帝在实施变法上的某些冒进措施。变法一开始，光绪皇帝就因不满自己的老师、军机重臣翁同龢的持重、顶撞，将其开缺回籍。大量裁减冗官，仅京师一地，涉及闲散衙门十多处，失去职务者近万人，但是又没有安排出路。因王照上书被阻而一下子罢免六个部长级大员，也操之过急，并且失之过重。

其五，变法手段单一：采取单纯的自上而下的“和平”“合法”方式。

当今新探

香港大学博士区仲桃认为，早在康有为跟光绪策划百日维新前，慈禧与光绪已逐步推行改革，康有为的出现某程度上“破坏”了原本改革的进程。康有为提出改革的背后有个人的考虑，而且手法激进。其中谭嗣同更认为所有变革要流血才会成功。康有为跟日本关系密切，力邀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策划中日甲午战争的主要人物）当光绪顾问。

更甚的是，康有为等策动暗杀慈禧，事情败露，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海外，谭嗣同拒绝逃亡，要用自己的血肉来明志。慈禧对于光绪要杀害自己十分震惊，但在她有生之年对这件事情绝口不提。康有为在国外，竭力把慈禧、光绪描绘成今天一般人理解的模样。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副教授雷家圣指出：戊戌变法期间，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至中国访问。当时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向变法派领袖康有为建议，要求清朝方面聘请伊藤为顾问，甚至付以事权。于是变法派官员在伊藤抵华后，纷纷上书请求重用伊藤，引起保守派官员的警惕。保守派官员杨崇伊甚至密奏慈禧太后：“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将专政柄。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这种激烈的言论，促使慈禧太后在9月19日（八月初四）由颐和园回到紫禁城，意欲了解光绪皇帝对伊藤有何看法。

伊藤与李提摩太又向康有为提议“中美英日合邦”。于是，在康有为的授意下，变法派官员杨深秀于9月20日（八月初五）上书光绪皇帝：“臣尤伏愿我皇上早定大计，固结英、美、日本三国，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另一变法派官员宋伯鲁也于9月21日（八月初六）上书言道：

“渠之来也，拟联合中国、日本、美国及英国为合邦，共选通达时务、晓畅各国掌故者百人，专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

雷家圣认为，这是欲将中国军事、财税、外交等国家大权，交于外人之手，所以慈禧太后惊觉事态严重，当机立断发动政变，重新训政，结束了戊戌变法。

雷家圣亦指出“合邦”为外国的阴谋，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前即曾与日本人联系，要与日本人联合召开“两国合邦大会议”。戊戌变法开始后，李提摩太又向康有为建议中、美、英、日四国“合邦”，藉以对抗俄国，他指出，这在当时是完全不切实际的。但身为高级知识分子的李提摩太却向康有为提出这种建议，动机令人怀疑。

康有为更向光绪建议要向李提摩太与伊藤博文“商酌办法”，则控制权将完全掌握在外人手中。因此李提摩太“合邦”的计划，可以说是一个外交的骗局，利用康有为等人对国际常识不足的弱点，诱骗康有为等人与光绪将交出军事、财政、外交等权力给外国人，任由外国操控宰割。

戊戌政变之后，许多官吏纷纷上书弹劾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如兵部掌印给事中高燮曾于八月十一日上奏言：“从前朝鲜被倭人戕妃逼王，其明证也。”福建道监察御史黄桂鋆上奏：“大约康有为等，内则巧夺政权，外则私通敌国，其主持变法之说，皆欺人语也。”民间学者王先谦也批评康有为：“借兵外臣，倚重邻敌，以危宗社，又兼崔胤、张邦昌而有之，诚乱臣贼子之尤也。”当时的官僚与士大夫，已经将康有为等人的阴谋与朝鲜的乙未事变作比较，并发现了其中的相似之处：

日本派军包围朝鲜皇宫，并由杀手进入皇宫杀害闵妃，与谭嗣同游说袁世凯“杀荣禄，兵围颐和园”，然后由“好汉、好将”进入颐和园“去此老朽（慈禧）”的过程如出一辙；

1896年，朝鲜国王逃到俄国公使馆寻求保护，以图摆脱日本的压迫，然而到了1904年，随着日俄战争爆发，日军再度大举进入韩国，逼迫韩国签订韩日议定书；同年再逼迫韩国签订第一次韩日协约，韩国之财政、外交皆须听从日本顾问的意见以施行之。次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战胜之后以枢密院院长伊藤博文为特派大使，逼迫韩国签订第二次韩日协约（乙巳条约），日本得在韩国设置统监，统理指挥今后韩国对外国的关系以及事务。而首任统监，即是伊藤博文。日本利用顾问、统监掌控韩国的政治外交，这与戊戌变法时期重用伊藤博文的“借才”之议，有异曲同工之妙。

1907年朝鲜高宗李熙趁著第二次万国和平会议在荷兰海牙举行之际，派遣属下秘密潜赴海牙，向和平会议主席及各国代表提出高宗李熙的密书，并要求参加会议，但会议议长以韩国已成为日本的保护国，没有外交权为由，予以拒绝。海牙密使的消息传回韩国，统监伊藤博文谴责韩国政府：“漠视协约精神，敌视日本，故日本不得不向韩国宣战。”

最后李熙宣布让位，由太子纯宗即位由此可见，可见“借才”一旦付诸实施就没有回头的机会。1909年，日本开始积极推动“合邦”的计划，在日本人的压力之下，韩国终于在1910年被迫签下了合并条约，成为了日本的殖民地。

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孔祥吉也认为：“拆穿了李提摩太的西洋镜，原来是一个赤裸裸的并吞中国的阴谋，……这一合邦计划幸好没有实行，倘若付诸实施，则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无疑会成为对英美日等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属国和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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