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朝都市的发展与商业的发达

    西周封邑，其经济上的功能，大率只是配合封田的聚落，“散氏盘”的第一句即有散邑的名称，接下去又说到“乃即散用田”，下文叙述疆界时，又提到接界的眉邑与邢邑，以及眉邢“邑田”。可见田统于邑，也许邑是有司治田之所，也许即是封君自己居住的封邑。“鬲从盨”牵涉的邑有十三个之多，也每提到“其田”附属于“其邑”。“舀鼎”中更明说“必尚俾处厥邑田厥田”，足知田者属于厥邑，则邑应相当于田者聚居的村落。邑也不会十分大，新出土的“宜侯 殴”有三十五个邑，可考的耕作人口数字是鬲有一千又五十夫，及庶人六百(口口)又六夫，合计为一千六百多人，分配在三十五个邑中，每邑不过五十人上下而已。[1]《论语。公冶长》“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的邑，若以一室八口计算，也只有八十口，与上文所得估计相去不远，是以金文“巾尸鎛”及“素命鎛”可以有多到“锡县二百”，“锡县二百九十八”的记载。[2]《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崔氏之乱结束后，晏子与北郭佐分别由齐君赏赐六十个邑。这些邑是额外的赏赐，他们原有的邑数大率多于此数。《论语。宪问》“夺伯氏骈邑三百”之后，这位丧邑的伯氏只能饭疏食了，则三百邑之数即是伯氏全部或大部的封邑。[3]这种小型的聚落，是不能当作城市的。

    大致封君自己住的地方，有城墙作为防御工事，而且也有封建宗法制下象征宗法地位与权威的宗庙，则这种邑称为“都”。据《左传》庄公二十八年：“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邑曰筑，都曰城。”[4](“都”是行政中心、宗教中心与军事中心的三一体，也可能有较多的人口。若以上文一个封君拥有二三百个封邑作估计的基数，一个“都”至少是管理封地上一二万人口的行政中枢，合计封君的家族、仆役、卫队、若干有司的工作人员，以及支持这些人口的生产人口，则这个“都”当也有成千的居民。春秋初期，鲁闵公二年，狄人灭卫，首都逃出来的难民只有男女七百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为五千人。”[5]由此推算，共与滕各自的人口只有二千多一点，大约即相当于小封君的“都”了。《战国策》：“古者……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6]《战国策》所说的“古者”往往指西周或春秋初期，如以三百丈作为城的每边长度计算，这种城仍比曲沃古城(东西一千一百公尺，南北六百至一千公尺)略小些。曲沃古城有内外之分，而且有汉代遗物夹杂，可知这个古城到汉时仍旧存在。若桓叔初封的曲沃国并无外郭，则其原址可能会比曲沃古城现见遗址更小。《战国策》所举成数，也就相去不远了。[7]三千家人口以五口计，为一万五千人，以八口计为二万四千人。取其约数，三千家当在二万人口上下。卫国为康叔之后，不为小国，其国都人口，当与《战国策》所举“古者”大城的数字相差不远。卫文公复国于楚丘后二十五年间由革车三十五乘休养生息，又拥有了革车三百乘的兵力。[8]五千人可以维持三十乘，则三百乘至少也须五万人口。卫新迁楚丘，旁邑未必甚多，首都当是惟一大城，但五万人口中有多少在楚丘城，却不易估计了。

    古史渺远难征，由上文推论，我们至多只能假定一个封国的首都有一二万人口，其下的旁邑，若是小封君的宗邑或都邑则有一二千人口。周人两都宗周与成周可能是特级城邑，又当作别论。

二、西周与春秋都邑的分布

    古史学家颇有试图研究古代城市的分布者。李济先生是近代首次作此尝试的考古学家。他根据地方志书的史料，找出五百八十五个周代的城邑，另外还有二百三十三个不易确定年代的城邑。这些古代城邑在西周时分布于现在的陕、晋、豫以及河北，到东周时才见于江汉淮济(山东、湖北、江苏)诸处。[9]另一方面，地理学家章生道氏根据陈槃先生补充的《春秋大事表》，作了古代城市的分布图，却只列了九十七个春秋时代的古城。诚如Paul Wheatley指出，大岛利一由《春秋经传》(包括《左传》及《公》《谷》两传)，已可找到七十八次在春秋时代筑城的记载，若春秋时代只有九十七个城市，则西周势必只有十九个城市。更何况《经传》所记未必是当时各国的全部筑城记录。[10]

    Paul Wheatley自己也做了一番尝试。以《史记》所见古代城邑为主，参以先秦文献及古本《竹书纪年》的资料，他假定了西周九十一个城市的位置。其中自然西周封建诸侯的国都占大多数。[11]Paul Wheatley的西周城市分布图(附图一)，基本上与伊藤道治的地图(附图二)是一致的。诚如伊藤指出，西周封建诸国，主要分布于七个地域：第一，王朝首都的渭水流域；第二．黄河汾水地区；第三，洛阳——开封——安阳的三角地带，成周的近畿；第四，山东半岛，由邹滕梁山以至济水流域；第五，鲁南、苏北、豫东及皖北一带；第六，豫南、鄂北；第七，鄂南、湘赣以至浙江。在这七个地域，文献上的古城分布与考古学上的遗址分布，呈现相当高度的一致性。[12] 

    伊藤也发现至少在上述第二、三、四、六诸地域，姬姓诸侯的封国沿着殷周的古代交通路线分布。另一方面，西周诸国也分布在殷以来黄河流域的主要农业地域，西周的东进，似颇以掌握农业生产地区为大目标。[13]

    西周封国具有显著的军事功能。周以西隅小国征服了广大的东方平原，成周的建设，构成了两都辅车相依的形势。上文第三地域因而有最密集的分布点。上文第二、四、六诸区的分布点，主要的作用是第三区的延展及其拱卫。第五、七两区只是外围的外围，分布点自然少了。由于西周城邑的军事功能，其分布于交通要道上，也是自然的现象。一则便于彼此呼应，二则扼制反侧的联络。张光直氏特别指出，周代城邑大都位于近山平原，又接近水道，筑城扼守，自可占尽形势。[14] 

    Paul Wheatley的春秋时代城邑分布图(附图三)系主要根据《左传》的材料。出现于附图三的城邑有四百六十六个分布点，比西周的分布图多出三百七十五个点。反映春秋时代极为活泼的都市化扩展过程。[15]

    春秋筑城记录，见于《经传》者有七十八起，其中鲁筑城二十七次，楚二十次，晋十次，郑四次，齐三次，宋二次，邾陈吴越各一次。大岛利一认为筑城活动的主要原因是军事上的防御。鲁国二十七次筑城记录中第一期(公元前七二二～前五五四年)十九次，是为了对齐国的抗争，第二期(公元前五五三～前五0五年)无筑城记录，第三期(公元前五零四～前四八零年)筑城记录八次则是为了防备晋国的侵略。[16] 

    按之史实，《经传》所载的筑城活动绝非当时这一举动的全部。不仅鲁以外的各国的筑城不可能全见于《春秋经传》，即使鲁国本身的筑城也大有缺漏。鲁国三桓的城邑：季孙氏的费，叔孙氏的郈,以及孟孙氏的成，号为“三都”。但“城费”见于《左传》襄公七年的夏天，“城成郭”见于襄公十五年夏天。[17]当时费为季氏都邑已久，费地也早已有专驻的邑宰。成的筑城又是“城成郭”，亦即加筑外郭，并非首次建立城邑。由此看来，三都之中，至少二都的城筑或修葺，未入《春秋经传》。以此类推，鲁国的筑城建邑，未必尽入记载。旁国的城邑建筑，更不见得都入《经传》了。仅以郑国为例，据木村正雄的统计，郑国有都邑一百零二处，而提及筑城的只有四处：一次是城虎牢，一次是城喦、戈、锡。[18]郑国如此，他国城邑建立多未入《经传》者当可想见。

    春秋二百余年中，城邑的数字，依Wheatley的估计增加了三百七十五个。若由当时十几个较大的诸侯分摊，每国可得二百三十个城邑。春秋时每国卿大夫即有十余家，每家世袭的贵族至少有一个城邑，则这些三百七十五个城邑，也很可能以贵族的都邑为主了。顾栋高的《春秋列国都邑表》列了三百八十六个都邑：计周(四十)，鲁(四十)，齐(三十八)，郑(三十一)，宋(二十一)，卫(十八)，曹(九)，邾(九)，莒(十三)，纪(四)，徐(一)，晋(七十一)，虞(二)，虢(二)，秦(七)，陈(四)，蔡(四)，许(六)，庸(三)，麋(一)，吴(七)，越(一)。[19] 

    春秋宗法制下，宗族有不断分裂衍生为大宗小宗的现象。分出去另立大宗的宗族成员可以自设宗庙，建立城邑。这种新设的城邑，也适足反映人口增殖。新立的城邑，有取名与分封贵族的氏相同者，如周的刘、毛、甘、尹及齐的鲍、晏、崔、隰；也可与贵族氏名不同，如鲁的费(季氏)、郈(叔孙)、成(孟氏)，卫的蒲(宁氏)、戚(孙氏)，及郑七穆之邑，大率都仍沿用原有的地名。新立采邑，自然极可能是新兴的都市；即使新封君仍袭用已存在的旧封，也仍可因为新封君之到来而使这个地区发展成为较大的聚落。另一方面，有了聚落，某一新贵族才被分封到该处建立都邑。无论上述哪三种可能性之任何一个，都直接地反映都邑数字的增加。

    春秋初期郑国共叔段先请求封于制，郑庄公以岩邑为辞；改封于京，祭仲警告其中潜在的危险：“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三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将不堪。”[20]晋国桓戚封于曲沃，其子武公于鲁桓公八年灭翼，庄公十年遂并晋国。[21]鲁闵公元年，晋侯为太子申生城曲沃，士蒍认为这是“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为之极，又焉得立”；[22]狐突引用辛伯的话“内宠并后，外宠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国，乱之本也”，深以为忧。[23]

    看来春秋初期“大都耦国”已是相当引人注意的现象，整个春秋时代，处处是“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引起的竞争。《左传》昭公十一年：“王曰，‘国有大城，何如?’(申无宇)对曰：‘郑京、栎实杀曼伯，宋萧亳实杀子游，齐渠丘实杀无知，卫蒲、戚实出献公。＇”[24]春秋末季，三都终于使季氏代政，六卿终于分为三晋。政柄倒置与大都耦国是一件事的两个表相。整个春秋时代，始终有大夫执国命的现象，也就普遍地有新都邑的衍生。wheatleY认为在春秋方始成长的三百多个都邑，当有不少是新兴的政治都市。

三、西周春秋交通路线

    西周的交通路线，大抵以宗周与成周之间的一条大路为主轴，然后由成周辐射四及东方平原上的诸侯。所谓“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当即是主要的交通干道。由成周四出的交通网，既有殷代王畿的旧规模为基础，也可能远及淮济之间的广大地区。董彦堂先生作《征人方日谱》，即显示殷王足迹所至，深入黄淮平原的东半部，绕了一个大圈子。[25]不过周初东夷南夷常常不服，成康时期的伯懋父曾经因为“东夷大反”而率领殷八师东征，达于海滨，晚至中叶昭王时期。淮夷仍旧“敢伐内国”，录伯必须率“成周师氏”远戍镇压。而同期伯辟父伐南夷，却是以“成师即东”。显然在成周的东方与南方还有一条交通的弧线。[26]本文第一节提到的宜侯矢殴，系于一九五四年在江苏丹徒烟墩山出土，这位虎侯在周王(可能是康王)东巡“商图”时，改封为宜侯，受赐“王人”及郑的“七伯”，率领一批鬲及庶人，在宜立国。虎侯如即为殷代的虎方，其地域当在豫东淮河上游。则由淮上到长江下游，似也是东巡向南可以到达的一条路线。[27]

    另一方面，南国范围包括汉阳诸姬。申伯“于邑于谢”乃是南国之中最有名的例子。《诗经》“二南”，仅次于“大小雅”。但是更往南去，昭王南征不复，交通未必会很频繁。大约江汉一途也就止于豫鄂之间的汉上而已。 

    往北去重要的诸侯有北燕与晋。但到春秋时代燕国仍不过问中原事，交通未便可知。“狄之广莫，于晋为都”，晋孤悬北道也未与中原有很多的交往。

    综合言之，西周的交通情形，仍只是在两都间的轴线为主。各地区间的频繁交通，仍有待于春秋时代方得开展。以王庭为中心的朝聘征伐，形同辐凑，而春秋诸侯间的战争会盟，成为多中心多方向的交通，情形就比较繁杂了。

    春秋列国交国，由初期宋、鲁、卫、郑为中心，逐步进入宋、齐、晋、楚争霸的局面，牵涉的诸侯越来越多。尤其是晋楚之从，不管是随着霸主出征，抑是会盟，十余诸侯齐赴会所是常见的事。辎重往返，聘币运输，无不足以促进交通的发展。最后必然会有几条常走的大道出现。

    中原用兵之地，四通八达。至于横越中原的东西道路，黄河北岸太行南麓有一条齐晋之间的通道，经过卫国便在泰山之北，济之南，直驱临淄了。秦与东方的通道，当循黄河南岸的大道，秦晋之间却走渭北汾涑流域，秦输晋粟，自雍及绛，所谓泛舟之役，是水路，殽之战则是兵车渡河的旱路。东平原上，齐鲁宋卫与王室之间午道交叉，当仍以宋郑为主要的交通中心。

南    北之间，晋国向北开疆辟土，齐国也为了燕而伐山戎，中原北出，当有东西两途，一在太行山东，一在太行山西。更重要的南北通道，毋宁是中原南出直达江汉的两条路。一线为申吕、方城，经汉水而至郑都，一线是经陈、蔡到汉东的东线。上述西线的上端，又可沿丹江、汉水的河谷延伸入关中。鲁定公五年，吴师入郑，申包胥秦庭一哭，秦师五百乘的兵力，经此东下，这一条路当也不能不有相当规模的交通量。

    春秋末年新兴的吴越两国。北出须经徐、淮、泗上，鲁哀公九年邗沟连络江淮，一端是今日的扬州，另一端则在淮阴县境。为了黄池会盟，又有新的运河(黄沟)连络济、泗两水，由外黄(河南杞县东北)经定陶以迄今日江苏的沛县。由吴入中原，可以循邗沟、黄沟，打通江、淮、济、泗，乘舟直达。这条人工运河另有支线北属之沂，则又可北达曲阜，所谓商鲁之间的一线。吴楚相争，战场似以淮水流域为主，鲁定公四年，吴伐楚。淮泗，大别，小别，柏举，一连串的地名，无不在淮河一线。吴徐承帅舟师溯海入齐，越人沿海溯淮截夫差归途，两事说明沿海航行也是已知的交通线。[28]

四、春秋时代的商业

    频繁的列国交通，倒也不限于兵车来往及官方的使用。有眼光的领袖也会看出交通方便对于贸易的用处。本文作者在《周代的衣食住行》一文中，已说到周代国道系统有其理想的水准。路边有行道树，按时要修筑桥梁，沿途有馆舍，并且有驿传的制度。今不赘述。春秋时代，在上节所述的主要交通线上，因为来往多了，官方为此修路，也是可想像的事。例如鲁襄公三十一年，郑国的子产责备盟主晋国忽略了接待宾客的责任，其中有一条该做的事即是“司空以时平易道路”。鲁昭公元年，秦后子过晋，其车千乘也曾“造舟于河”，使秦晋之间有了浮梁。[29]吴国为了参加中原会盟及用兵，可以不惮烦地开掘邗沟及黄沟，陆地开路工程比开运河方便，想来为了军事及大批的运输，交通线有较永久的道路，毋宁是合理的假定。

    在这种交通线上，商贩运输，无妨与官方的用途同时有之。鲁僖公三十五年秦师袭郑，过周北门，显然走的是一条大路，及滑，大军却遇上了赴周贸易的郑国商人弦高。仓猝之际，弦高以牛十二犒师。若这些牛均由弦高的车队中提供，则这一个商队不能算小。同时他又“使遽告于郑”，遽是传驿，更足见商人也可以使用大路上的传驿设备。[30]鲁成公五年，晋国山崩，晋公以传召伯宗，在路上遇见重载的运输车，伯宗的驿车要求他让道，这位驾车的“重人”则说“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大路上重载的车辆不易转动让路，官家的急传以绕行为速，足见民间车辆在大道上行驶也是常事。[31]甚至官方还开路以方便商业为着眼点。晋文公新为晋君，经济政策中即有“轻关易道，通商宽农”一项。平易道路并非仅仅戎车是利。[32]

    方便的交通，可以导致各地区物品的交流。地方性的特产尤可变成“外销”的货品。齐国滨海，渔盐为得天独厚的资源。齐国始终富强，以鱼盐之利为主要的经济原因。是以管仲“通齐国之鱼盐于东莱，使关市几而不征，以为诸侯利，诸侯称广焉”。[33]鲁国的纺织工业，在春秋的中国，大约是很特出的。鲁成公二年，楚军侵及阳桥，鲁国送给楚一百名工匠，一百名裁缝，一百名织工，才换得和平。足见鲁国的手工艺有其特长。另一段故事：昭公二十六年鲁国季孙氏的家臣，贿赂齐国大臣高*[齿+奇]的是两匹极薄的细锦，卷缚如瑱，只有小小一把，其工细可知。[34]楚国在南方崛起，寝寝乎问鼎中原，齐晋霸局，都以楚为主要敌手。但不论战争抑是和平，夏楚周旋的后果，诚如傅孟真先生指出的古代东西夷夏局面，一转而为南北对峙。这一局面却也使南方的特产为北方所用。楚材晋用，固不仅限于人材，原也包括物产在内。所谓“杞梓皮革自楚往也”。[35]晋文公得国以前，流浪在外十九年。他在楚国与楚君谈话，说到未来将退避三舍以报楚国，也说到“子女玉帛则君有之，羽毛齿革则君地生焉，其波及晋国者，君之余也”。可见至少楚国的羽毛齿革早已可能外销晋国了。[36]事实上，春秋已有一些往还列国之间的国际商人。鲁文公四年，晋国荀罃被俘在楚，郑国的贾人打算把他藏在褚中走私出境，事情未成，荀罃被释。后来这位贾人赴晋，又遇见了已成为重要人物的荀罃，待他甚厚。他不愿居功，遂赴齐国。数其足迹，这位历史上未留姓字的郑贾人，显然在楚晋齐郑诸处贸迁来往。褚絮为物不算贵重，仍可成为当时区间贸易的货物，更贵重易运的货品，大约尤为商人当作贸易物品了。[37]

    当时各国以郑卫宋居交通的冲要，是以发展了相当程度的商业。前面弦高、郑贾人各条例证，都说明了郑国商人活跃于国际间。郑国国内，商人与政府之间也有极密切的关系。《左传》昭公十六年记载一段政府与商人的协议：晋国使韩起在郑国想要购买一只玉环，价钱已讲妥了，韩起向郑国的子产请求购置，子产回答：“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藋而共处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匄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恃此质盟，故能相系心至今。”[38]由这段故事推断，郑国的商人有某种相当于公会的组织，方可成为盟誓的主体。当年郑桓公东来，郑国的商人可能原来非其服属，委质为臣，却仍保持一定程度的自主性。郑对于市易一途，确有专门的官员管理，号为褚师。公孙黑将死，还希望儿子能得到这个职务。[39]

五、春秋的都邑

    各国都邑，以《左传》所见的描述，约述如下：

    郑国都城，由散见的地名综合，其规模似乎颇为可观。城门有南门曰里门，通向成周王畿，东门曰郭门，东走鲁卫。西门曰师之梁，北门无别名。外面一层，楚伐郑人于桔柣之门。然后入自纯门，则南门至少有三重。纯门之内有逵市，据说是郭内道上的市街。皇门之内仍有逵路，据说宽有九轨。城南另有时门，临洧水之上，不知是否水门?宋伐郑楚渠门入及大逵，则东门也有二重，而且也有很宽广的大路。自西入城可经墓门之渎入国，大约实在是水门了。北门有旧北门，相对而言，当有一个新北门?其内则又有阖门。东南门曰仓门，道路名称，除上述逵路、大逵外，犹有周氏之衢，子产杀公孙黑，尸诸于此“加木焉”，必是来往行人不少的地方，始宜于陈尸示众，公告罪名。住宅区有南里，处于桔柣之门外面，是以知伯伐郑入南里门于桔柣之门，当得附郭的新扩区?《论语》有东里子产之称，则东里也是城东的住宅区。[40]这个城市有三层城门，城外却仍有南里，最可能是由于城市的膨胀，必须一次又一次地加筑外城圈，使城外的人口也获得适当的保护。逵市之称，尤饶兴味，当是大道渐发展为商业区。而郑国大逵之宽广，自然对交通有其作用。[41]

    卫也是春秋时代重要的都邑，卫原都朝歌，因狄难而迁楚邱，鲁僖公三十一年，卫成公又因逼于狄人之围而迁都帝邱，地在濮水之上。自此以后，所谓卫只指此地。孔子过卫，大为赞叹卫人口之众多。[42]工商在卫，也有其举足轻重的位置，卫侯以受辱而拟叛晋，王孙贾为了激怒卫人，宣称“苟卫国有难，工商未尝不为患，使皆行而后可”，终于激起卫人同仇敌忾的气概。可见工商或占庶民之多数，或为国命之所寄。[43]其地除东西南北四门外尚有阅门，似是稍为偏侧的城门。郭门有豚泽之门，近关及近郭的死乌，大路则有马路之衢。[44]

    宋都商邱，城门特多，正东曰扬门，东城南门曰泽门，其北门曰桐门，西门无别名，东南城门曰卢门，又有曹门，西北走曹，则当是西北门。蒙门，依蒙城方位定之，亦是东北门。外城门曰桑林门，关门曰耏门。里名有南里、新里、公里。华氏居卢门，以南里叛，则南里有可据以为叛的实力或建筑物，当不是很小的地区。全城城门不仅在正方位上，也可在四个偏角。所谓东城南门，据《孟子》“鲁君夜间之宋呼于垤泽之门”一事觇之，当是外城门。可能东城即是东郭的地区。这个城区大约也颇不小的。添设的外郭当也是为了保护膨胀的人口。[45]

    鲁都曲阜，地点不如郑、卫、宋居四冲之地，但因《春秋》记鲁特详，对曲阜的描述也特多细节。城长委曲七八里，其正南曰稷门，僖公二十年更高大而新之号为高门，南门之西曰雩门，是南城西门。东门之左曰始明门，亦曰上东门是东城之北门，定公八年，公敛处父帅成人自此入城，与阳虎战于南门之内。由此推论，东城也是一个子城型的外郭。东门之右鹿门，是东城南门。襄公二十三年臧纥斩鹿门之关出奔，则外此便别无城门，可见东城是一个外城。正西的史门，正北的圭门，又名争门，西郭门日子驹之门，东北郭门曰莱门。宫中若干处高台及庙寝。其内城曰中城。城外则有东郛西郛与中城对言。大路有五父之衢。季武子对国人诅盟于此，可知是来往行人众多之处。曲阜的大概情形，可以略知。[46]

    齐都临淄，城周五十里，有十三门，是春秋有名的大城邑。由已知的城门言之，其西曰雍门，南曰稷门，西南曰申门，西北曰扬门，东门曰东闾，东南曰鹿门，郭门曰郭关。宫城外门曰虎门，城内大路曰庄曰岳。《孟子》所谓“置之庄岳之间”，以象征满是齐国口音的地方，当是人来人往的大街。鲁襄公二十八年，陈桓子得庆氏之木百车于庄，道路而可停驻百乘木材。其宽广可知。[47]

    晋自穆侯以后居绛，孝侯改绛曰翼，献公又北广其城方二里，命之曰绛，则翼与绛原是一地二名，但新辟的北城子城，袭用了旧名而已。晋于鲁成公六年迁都新田，又名新都曰绛，自此迄于春秋末，都以新田为绛。其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浍以流其恶”，当时另有可迁之地为郇瑕氏之地，离产盐的解池不远，韩厥却以为“国饶则民骄佚，近宝公室乃贫”，主张不要迁去土薄水淡的郇瑕，而迁都土厚水深的新田。[48]足见韩厥原意只在发展都城附近的农业，而不主张让人民有机会追求“末利”。绛既以农产为主，又不居交通要道，然而绛到底是霸主的都城，冠盖往来，仍难免某种程度的商业活动，是以叔向说：“夫绛之富商，韦藩木楗以过于朝，唯其功庸少也，而能金玉其车，交错其服，能行诸侯之贿，而无寻尺之禄，无大绩于民故也”。[49]上文曾提过一位想私运晋俘离楚的“郑之贾人”后来又曾在绛与当时已居显职的荀罃晤面，这位贾人当即是能行诸侯之贿的富商一类人物。春秋末季，甚至晋国的稍次一级的城市，也可以成为相当的财源。尹铎被委任治晋阳时，他向赵简子请示究竟视晋阳“以为茧丝乎?抑为保障乎?”为前者，城邑可发展为经济都会；为后者，则可发展为军事基地。[50]

    南方诸国，文献资料不足，但知吴城姑苏系阖闾所建，大城城周四十二里三十步，小城八里二百六十步，开陆门八水门八，均伍子胥所制，规模可想。[51]楚郢都为南方巨强的首都，虽不知究竟，但想来也当是一个大型都会。

    考古学上的资料，点点滴滴也．积聚了不少。其中有些古城可能从未具有商市功能，然仍不失为城邑。大部遗址经春秋至战国继续使用，而又以战国遗址为多。惟洛阳西部东周古城当是春秋王城故址。这个城址的城墙周围约十二公里，比汉代古城大得多。临淄古城，东西约四公里，南北四公里余。曲阜古城东西约三点五公里，南北约二点五公里。较小诸侯的城邑则有薛、滕，前者东西二点八公里，南北三点六公里，后者的内城东西九百米，南北六百米，外城据估计东西一点五公里，南北约一公里。[52]

    春秋古城遗址，几乎无例外的，有大量土台基地，散布在城区较为中心的部分，由其建筑遗存判断，当是宫室宗庙。[53]核对文献，春秋都邑中这种土台也不少。例如鲁昭公伐季氏，季平子“登台而请”，此台当是季氏最后还可据守的地点。[54]曲阜又有泉台、观台、党氏台、武子之台诸处。后者是为了堕三都，鲁公及其臣子据守抵抗叔孙辄的地方，可觇见高台有其军略上的重要性，也适足显示春秋都邑的政治性。[55]

    不过春秋城市中的贵族住宅，并非一定集中在内城或高亢的土台上。也许由于城市的成长迅速，也许由于市集的侵入住宅区，总之在贵族邸宅附近已有市场，例如晏氏在齐地位颇高，其住宅却邻近市区，《左传》昭公三年，齐景公想为晏子换一处较好的住宅，理由是“子之宅近市，湫隘嚣尘，不可以居，请更诸爽垲者”，晏子辞谢说：“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于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烦里旅。”[56]游氏在郑，也是大族，而其庙在大路的南面，其寝在大路的北面，庭院都很狭窄。[57]庙寝通常相连，而被道路阻隔，自系不得已。大约城中已经拥挤，不得不尔。

    由齐晋二例看来，有些春秋城邑已逐渐由纯政治与军事的功能转变为兼具经济功能了。

六、战国时代的商业

    春秋时代已发生的转变，在战国时代继续而且加速。众多小国的合并于七强及若干次等强国，使较大的地域统一于同一政府之下，对于改进道路及减少郡国间关隘限制，都会有

    相当程度的影响。战国时代的行旅往返，可以说明此点。孟子以一个并无特殊职务的学者，可以后车数十乘，传食于列国之间，而虞卿也可以挑着担子单独旅行。地居中原的大梁则

    可以有人民驾车来往日夜不休如三军之众。[58]

    区间贸易的另一个相关问题，是地方特产的互相依赖。《禹贡》如系战国作品，则各州的土贡适足以表示战国时各国的特产。如兖州的漆丝；青州的盐絺海物、丝枲、*（*木+厌）丝，徐州的蠙珠、鱼、玄纤缟；扬州的金三品、瑶琨、筿、簜、篛、齿、革、羽、毛、木材、织具、橘柚；荆州的羽、毛、齿、革，金三品、杶、榦、栝、柏、砺砥、砮丹、箘簵楛、菁茅、玄纁，玑组，豫州的漆、枲、絺、丝、纤纩；梁州的璆铁银镂、熊罴狐狸、织皮；雍州的球琳琅玕。此中有天然产物，有人工制品。[59]《周礼．职方氏》所举各州特产，也与此相符：并州与青州的鱼产，扬州的锡铜竹箭，荆州的丹锡齿革，豫州的林漆丝枲，幽州的鱼盐，冀州的松柏，并州的布帛，燕州的玉石。[60]大率言之，东方燕齐的鱼盐，南方荆楚的金属木材，中原的丝麻纺织品，都是各地天然条件所赋与的特产，有全中国性的市场，却不是各地都能生产。

    以工艺方面言之，各地也自有特色。例如考古常发现的战国漆器，似以楚国为主要产地。其艺术之精美，已为人所共知，不用此处介绍。[61]又如宋人的精细雕刻，大约独擅胜场，《韩非子》举了宋人刻画艺术的例子。据说“宋人有为其君以象为楮叶者，三年而成，丰杀茎柯，毫芒繁泽，乱之楮叶之中而不可别”。[62]直到汉代仍有宋画吴冶之称。[63]这许多地方特产是可以为各地的消费者一体享用的。李斯《谏逐客书》即指出秦王宫中种种服御使用的珍宝玩好尽出自四方各地，例如昆山之玉，随和之宝，明月之珠，太阿之剑，翠凤之旗，灵鼍之鼓，夜光之璧，犀象之器，骏良駃騠，江南金锡，西蜀丹青，宛珠傅玑，阿缟之衣，锦绣之饰，……都不是秦国的土产而辐辏于秦庭。[64]

    最足以表现活泼的商业活动者，厥为货币的出现，春秋时代的货贿似仍以实物为主，而战国时代则已有大量的铜制货币周流各地。文献中提到用货币之处，多不胜枚举。[65]

    战国货币的实物，传世殊多。可分刀、布、圜钱、楚锾四种，刀币主要流行于齐燕赵，齐刀较大尖头，燕赵的刀，十型。方头或圆头。布钱为三晋的货币，有方肩，圆肩，方足，尖足，方袴，圆袴诸种。周秦用圆钱，楚用类似贝形的铜币，而同时也有划成小格金版，上书“郢寽”或“陈寽”，作为货币。凡此种种货币，多有铸造地点，货币单位及价值，如刀布有“梁正尚全尚寽”，“垣釿”，“齐夻化”，“齐建邦造夻化”，秦圆钱“重一两十二朱”之类，不胜枚举。[66]

    一国货币之出现于另一国，自可说明两地之间有经济交流。古代窖藏出土有包括诸种货币于同一容器中的例证，更可说明货币之无国界，正为了经济上中国已是一个互相勾络的整体。再以特殊情形言之，源于齐国的刀币，能侵入燕国已可觇见齐国经济力已影响北邻，而赵国兼用刀币，足知刀币的力量已侵入布币流通的三晋范围了。[67]

    总之，上述货币经济的发展，与活泼的区间贸易互为倚伏，而两者都相当程度地促进城市的发展。

七、战国的城市

    据汉代的《盐铁论，通有篇》追述战国的大都市：“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淄，楚之宛丘，郑之阳翟，三川之两周，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其地者也，居五诸侯之衢，跨街冲之路也。[68]以上各地都因位居交通中心而成为名都，其中只有小部分也兼具政治功能，如临淄即为齐国的首都。若加上后一类，则大都市中尚须包括曾为国都的安邑、大梁、郑、河南、洛阳、鄢郢、寿春、陈、濮阳、雍、咸阳各处。再加上定陶、邓、宛、宜阳、吴会，大约战国时代的中国有二三十个头等的大都市。如以曾铸货币的都市加进去，又可增加一批：例如魏的蒲阪、山阳、晋阳、共、虞、垂、垣、平周、皮氏、高都、宅阳、长垣；赵的柏人、蔺、离石、晋阳、武安、中阳、武平、安平、中都；韩的平阳、高都、安留、长子、涅、卢氏；齐的即墨……大约总数当在五六十个左右。[69]

    战国的行政都市，因郡县制的确立，而使郡城县治均具有构成都市的条件，可能郡城有数万人口，县城有数千人口，是以三万户是封太守的标准，而千户是封县令的标准。[70]也因此而有“今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的说法。[7l]上党一郡。即有城市之邑十七，城邑相望，倒也未必是过分的夸张。[72]若干居交通要道的城市，当然可以有更多的人口，宜阳不过是一个县治，但因其居南阳与上党之间，具有战略地位，两郡的积蓄都集中在宜阳，以至可以号称“名为县，其实郡也”。宜阳的城周可有八里，军队可驻十万，积粟可支数年，其大可想可知。[73]

    战国都市有单纯由于经济条件而发达的，最好的例子是陶和卫。陶在今山东定陶附近，春秋为曹地，无籍籍名，春秋末年，陶忽然成为繁荣的都会，陶朱公在陶卜居，即为了“陶为天下之中”，于此三致千金。近人史念海由历史地理研究，认为吴开掘了邗沟及黄沟，使江、淮、济、泗几条河流可以联络交通。陶居这一新水道网的枢纽，又加上济泗之间西至黄河平原都是古代重要的农业生产地区，是以陶占尽地利。鸿沟的开凿，更使陶居于济、汝、淮、泗水道网的中央，近则西迫韩魏，东连齐鲁，远则可由水道及于江淮。这一经济都会的繁荣，竟可使强秦的权臣魏冉掠取陶作为自己的封邑。[74]

    另一经济都市为卫的濮阳，卫在战国只是微不足道的小国，但濮阳可经济水与陶联络，由秦经安邑向东通往定陶的北道，非经过濮阳不可，魏迁大梁，大梁邯郸之间的交通也当经过濮阳。河济之间农产亦富，也使濮阳具备经济都会的资格。由于水道纵横，新兴的经济都市尚有获水睢水之间的睢阳，获水泗水之间的彭城，和楚夏之间的寿春。[75]

    此外，太行山东边南北走向的大道连结了蓟与邯郸，“西贾上党，北贾赵中山”的温轵，“东贾齐鲁，南买梁楚”的洛阳，“西通武关，东受江淮”的宛，关中“南邻巴蜀，北接胡苑”，而栎阳更是“北却戎翟，东通三晋”，咸阳又居关中的中心，郑居江汉，上接巴蜀，下通吴会。凡此都是交通枢纽的地位。[76]

    考古学家发掘得到的战国城市遗址，已为数不少。张光直列举了下列诸处及其概况(参看附图四，但张氏所举春秋时代遗址数例，则予排除)：

    (1)周王城，在河南洛阳，大致成正方形，北城城墙长二千八百九十米，中央及靠南部分的重要建筑，城西北有陶窑及骨器作坊，城中散见水沟遗址。

    (2)魏安邑，在山西夏县，城有外中内三层，中城居西北角，北墙长四千五百米，南端宽二干一百米，内城似是宫殿所在，正居大城圈的中央。

    (3)魏魏城，在山西芮城，未全部发掘。不是很整齐的正方形，每边约长一千五百米，有砖瓦遗存。

    (4)韩宜阳，在河南宜阳，发掘得夯土围墙，正方，每边长一千四百米，有砖瓦散布遗址表面。

    (5)赵邯郸，在河北邯郸，遗址有相连接的二城，旁边可能有第三个城址。本城约略成正方形，每边长一千四百米，东城有一子城，以本城东墙为西墙，南北墙各延伸约本城的一半长度，北城也有一段向北延展的墙垣，可能是另一子城。本城南北中线上有一串土台基址，均有砖瓦散布，当是宫室宗庙的所在，城中有若于墓葬。

    (6)赵午城，在河北午城，略呈方形，每边长一千一百米，沿北墙有水沟，城中出土砖瓦，布钱，铜镞。

    (7)赵午汲，在河北武安，有古城遗址二处，西城约呈长方形，东西八百八十九米，南北七百六十八米，四城城门各有道路，城中有水井陶窑遗址。

    (8)燕下都，在河北易县，自一九三0年开始曾多次发掘，城中出土遗址及遗存均极丰富，城呈长方形，东西长八公里，南北长四公里，中线另有一墙及水沟分割全城为东西两区，东城北区又有一墙隔开，约占东城三分之一的区域，西城较为后筑，东城北区有宫殿遗址的土台基址若干处。东城南区有冶铁作坊，武器作坊，铸钱，烧陶，制骨器诸般工厂。宫殿及作坊四周为居住遗址，东城的西北角则有墓葬群。城中有水沟数条。

    (9)齐临淄，在山东临淄，城东西长四公里，南北则较四公里稍长。西南角另隔为小城，面积约一千三百五十平方米。出土遗物有砖瓦陶版，刀钱，钱模，铜镞，陶制镜模，陶印。据估计，城中人口当有二万户．

    (10)邾邾城，在山东邹县，城墙沿山而筑，两山夹辅，中间的谷地约一千二百米宽，即为城区。城中片土台长五百米，宽二百五十米，当地居民称之为皇台，城中有砖瓦陶片。

    (11)滕、薛两城，在山东滕县，滕城约呈长方形东西约八百米，南北约六百米，薛城呈不规则形，南墙东墙约略直线直交，西北为曲折的弧线，南墙约长二公里，东墙略短。

    (12)秦栎阳，在陕西临潼，城呈长方形，南北长二千五百米，东西长一千八百米，有一条直街贯穿南北，两条横街，贯穿东西，城中出土砖瓦，井圈陶窑，下水道，遗迹北墙外面有灌溉渠及濠沟遗迹。

    (13)秦咸阳，在陕西咸阳，地居渭滨，城的轮廓，因未全部发掘，尚不可知。城中有筑在台基上的房屋铜器，骨器及铁钉。有不少瓦管，可能为古代下水道的遗迹，水井，陶窑，窖穴，则所在都有。

    (14)秦雍城，在陕西凤翔，城长方形东西四点五公里，南北二公里，出土砖瓦，陶水管。[77]

    山西侯马的牛村、平望两古城是春秋时代遗址，但也继续到战国以后。平望城作长方形，南北最长部分约一千七百米，东西最宽部分约一千四百米，墙外有与城墙平行的濠沟，墙内有沿墙的车道。城中有宫殿遗迹的土台基址。城南郊分布许多铸铜，烧陶及制骨器的作坊，当是手工业区。

    此外还有一些较小的遗址，为韩魏赵燕楚的古城。大致均在近河地方，或作正方或呈长方，或随地形建筑，面积在零点二五平方公里至一平方公里之间，每边有一二个城门及由此出入的道路，上述午汲古城的东西大街宽约六公尺，穿城而过，并有若干和大街垂直的小街道。”[78]

    综合言之，固然若干考古学上所见的战国古城尚未发展为商市，大多数古城，则除了仍具有行政与军事功能外，已有手工业作坊的普遍存在，城市方便整齐，横街直衢，凡此均说明城市已有相当程度的工业生产与商货贸易的功能。尤其前者，由其规模言，侯马铸铜工场的内范数以万计，兴隆冶铁工场的农具铸范重数百斤，凡此均可看出生产的数量相当庞大。而且侯马铸铜工场三处，多有专门的产品，也足见生产已有分化专业的趋向。[79]

    战国时代商业的发达，由前叙货币流通的情形已可觇之。《史记．货殖列传》更有极为生动的描述。太行山以西的材、竹、穀(穀树的皮)、纑(山间野纻)、旄、玉石；山以东的鱼盐；江南的枏梓、姜桂、金、锡、丹沙、犀、碡瑁、珠玑、齿革；北边的马牛羊、旃裘筋角，都已商贾贩运四方。[80]以致富的行业包括畜牧、养猪、养鱼、植林、果园、养竹、造漆、艺麻、种桑、颜料植物与香料植物的栽培。城邑之中，经营酒浆、醢酱、屠宰、贩粮、燃料、运输、建材、木材、冶铸、纺织、衣料、合漆，甚至咸货，干货……均可成千单位地制作与出售，以致巨富。[81]

    其他先秦文献资料，固然只有零碎片段地提到城市生活。综合言之，仍可得到一些有趣的消息。《史记》所说诸般行业，很多可以点点滴滴得到证实。一个城市之中，有政府官署，宫室台榭。可是在附近即可有依赖手艺度日的工匠作坊。[82]街市朝聚暮散，所谓“市朝则满，夕则虚，非朝爱市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亡故去”。这种贸易区大约是集中百业的市场。[83]街市上面，大而珠宝银楼，小而卖卜的小摊子，无不有之。[84]市井之徒更是可在酒楼赌场中与朋辈饮食流连，酒色征逐。[85]城市中招徕了任侠奸人，也集中了高谈阔论的学者名流。[86]

    由于人口众多，手艺工匠也可以有不恶的工资，据说竟可以“一日作而五日食。”[87]甚至残废的人只要有一技之长，例如浣洗缝补，或筛精米，也足以糊口了。[88]有许多的人口在都市中谋生，因此不仅城郊会有种水果蔬菜的“唐园”，有编打草鞋及草席的贫户，[89]而每天出入城门的车辆，也足够压出两条轨迹了。[90]

    形容战国头等大都市的资料，以《史记．苏秦列传》的一段最传神：“临淄之中七万户，臣窃度之，不下户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不待发于远县，而临淄之卒，固已二十一万矣。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临淄之涂，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浑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气扬。”[9l]

    临淄是否真有这么多人口，学者见仁见智并不一致。[92]即使只以《史记》所说三分之一计算，临淄仍有十余二十万的人口，全国重要都会，若以六十个计，其中十个有与此相当的数字，其余以“万家之邑”为标准，则全国有二十万户以上住在头等都市中，五十万户住在中等城市中。都市人口总数可达三四百万，数目仍是很庞大的。

    由数十家的邑，经过西周，春秋，战国三时代的发展，古代中国具有了众多大型都市。其中聚居了数以万计的人口，从事诸种行业。战国时代的都邑是十分符合多种功能的都市性格了。而街道的横直正交，甚至还有下水系统，在在均足说明都市生活的水准已非常高。与战国并世，在中东与地中海地区也都已有高度的都市文明，及繁忙的经济活动。然而论规模，论总人口，论都市数字，中国古代的都市发展仍是罕有比伦的。

(原载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四十八本第二分)

注释：

[1]散氏盘、鬲从盨、舀鼎诸器铭文，见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宜侯矢殷，則见郭沫若《矢般铭考释》，《考古学报》，一九五六年一期。及唐兰《宜侯矢*考释》，同上，一九五六年二期。
[2]容庚，(商周彝器通考)，页五0二、五0九。
[3]《春秋左传正义》(四部备要本)，卷三八，页一五–一六。《论语》(四部备要本)，卷一四，页三。
[4]《左传》，卷一O，页八。
[5]《左传》，卷一一，页五。
[6]《战国策》(四部备要本)，卷二0，页一。
[7]参考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侯马工作站工作的总收获》，《考古》，一九五九年五期，页二二二。
[8]《左传》，卷一一，页八。
[9]Chi Li, 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28)，pp．94—104。
[10]Sen-dou Chang“The Historical Trend of Chinese Urbanization，”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53(2)：1963，p．113；大岛利一，《中国古代の城につぃて》(《东方学报》[京都]第三十册)，页五三–五四；Paul Wheatley，The Privot of the Four Quarters (Chicago，A1dine，1971．)
[11]Paul Wheatley pp.op．cit．，164–167，fig 13.
[12]伊藤道治，《中国古代王朝の形成——出土资料在中心とする殷周史の研究》，东京，创文社，一九七五，页二四八以下。
[13]伊藤道治，《中国古代王朝の形成一一出土资料在中心とする殷周史の研究》，东京，创文社，一九七五，页二七六–二七八。
[14]Kwang—chih Chang，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Anthropologiol Perspective
(Harvard Universit Press，1976．)木村正雄认为中国古代城市，多在山丘上，似本于章炳麟旧说，见木村正雄，《中国古代帝国の构 成》，东京，不昧堂，一九六五，页七四～七六，但西周城邑的考古遺址却罕见位于山丘之上，K．C．Chang，前引书，页六七，附注五,又页六六附图四。
[15]Paul Wheatley，前引书，页一六八–一七三，又附图一四。
[16]大岛利一，前引文．页五五。
[17]《左传》卷三0，页五；卷三二,页一二。
[18]木村正雄，前引书，六八。《左传》，卷一二，页一二；卷五九，页三。
[19]顾栋高，《春秋大事表》(《皇清经解续编》本)，表七之一至七之四。
[20]《左传》，卷二，页一。
[21]《左传》，卷七，页一，二；卷九，页七。
[22]《左传》，卷一一，页一一。
[23]《左传》，卷一一，页八。半伯自己的话见于桓公十八年，但更为简洁，卷七，页一四。
[24]《左传》，卷四五，页一二。
[25]董作宾，《殷历谱》(李庄，中央研究院，一九四五)，卷九，页四八以下。
[26]分别见“小臣*殷”，“录*卣”与“竞卣”，白川静，《金文の世界》，东京，平凡，一九七一，页八三，一一０～一一一，一一五。
[27]宜侯矢*出处，参看本文注[1]，[2]，白川静，前引书。页九七。
[28]以上交通路线的叙述，系节取史念海研究的大意，史念海，《河山集》(又名《中国史地论稿》)，一九六二，页六七–八一。
[29]《左传》，卷四O，页九；卷四一，页九。
[30]《左传》，卷一七，页七–八。
[31]《左传》，卷二六，页五。
[32]《国语》(四部备要本)，卷一，页一七。
[33]《国语》，卷六，一四。
[34]《左传》，卷二五，页一二；卷五二，页一。
[35]《左传》，卷三七，页七。
[36]《左传》，卷一五，页六。
[37]《左传》，卷二六，页三。
[38]《左传》，卷四七，页一一。
[39]《左传》，卷四二，页三。其他各国有褚师一职者为宋、卫，也是世官。与此相似的則是鲁国的贾正。顾栋高，《春秋大事表》，表一0，页三一，三七。
[40]顾栋高，前引文，表七之二，页一–一0。
[41]关于城郭问题，讨论古代城市有双重城墙及其作用者，有宫崎市定，《中国古代は封建制度か加都市国家加か》，《史林》，三三卷二号， 一九0。惟城中人口固不必以农业生产者为主体，如宫崎所说 也。
[42]《论语》，卷一三，页三。
[43]《左传》，卷五五，页八。
[44]顾栋高，前引文，表七之二，页二0–二三。
[45]顾栋高，前引文，表七之二，页一二–一五。
[46]顾栋高，前引文，页一0–二0。
[47]顾栋高，前引文，页二二–二五。
[48]《左传》，卷二六，页七。近年考古发掘，在侯马发现古城二处可能是新田的遗址，出土有宫殿废址、铜器和骨器作坊和陶窑。两个古城都不算大，牛村古城南北约一千三百四十至一千七百四十 米。东西长一千一百至一千四百米，西北角与平望古城插接，殆即翼与绛的关系?参看山西文物管理委员会，《侯马工作站工作总收获》，《考古》，一九五九年五期，页二二二–二二八。
[49]《国语》，卷一四，页一一。
[50]《国语》，卷一五，页四。
[51]顾栋高，前引文，表七之四，页三二。
[52]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洛阳涧滨东周城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一九五九年二期，大岛利一，前引文，页六0；参看关野雄，《中国考古学研究》，东京，一九五六，页二八一，及有关名城调查诸篇。
[53]Kwang-chih Chans，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pp．67–68；关野雄，《前汉鲁国灵光殿の遗址》，前引《中国考古学研究》。
[54]《左传》，卷五一，页一。
[55]顾栋高，前引文，七之一，页一四–一六。《左传》，卷五六,页五。
[56]《左传》，卷四二，页六–九。
[57]《左传》，卷四八，页一0。
[58]Cho-yun Hsu，Ancient China in Transition(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pp．116–118．战国外交使节动辄以百乘出使，《战国策》随处可见，如《战国策》(四部备要本)，卷二二，页六，《孟子》(四部备要本)，卷六上，页四。《战国策》，卷二二，页三。
[59]《尚书今古文注疏》(四部备要本)，卷三上，页七；卷三中，页一二。
[60]《周礼正义》(四部备要本)，卷六三，页三；卷六四，页四。
[61]商承祚，《长沙出土楚漆器图录》(上海，一九五五)序，页四。又可参看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长沙出土的三座大型木椁墓》，《考古学报》，一九五七年一期，页九九。
[62]《韩非子》(四部备要本)，卷七，页四。
[63]《淮南子》(四部备要本)，卷一九，页七。
[64]《史记会注考证》(台北，艺文影印本)，卷八七，页八–九。
[65]例如《墨子。经说》下：“买刀籴相为贾，刀轻则籴不贵，刀重则籴不易，王刀无变，籴有变。岁变籴，则岁变刀。”《墨子》(四部备要本)，卷一0，页一二；此是讨论物价与币值的关系了。
[66]关于先秦货币的著作，王毓铨，《中国古代货币起源和发展》(上海，一九五七)及同氏英文著作，Wang Yü—Chuan，Early Chinese Coinage(New York，American Numismatic Society,1951．)
[67]Cho-yun Hsu前引书，页一二一；王毓铨，前引书；Cheng Te-kum,Archaeology in China(Cambridge：Heffer，1963)，vo1．Ⅲ，p．70；夏鼐，《新中国的考古收获》，北京，一九六一，页六七。
[68]《盐铁论》(四部备要本)，卷一,页六–七。
[69]杨宽，《战国史》，上海，一九五五，页四七–四八，五三–五四。
[70]《战国策》，卷一八，页九。
[71]《战国策》，卷二0，页一。
[72]《战国策》，卷一八，页九；又《韩策》谓张翠称病，日行一县(卷二七，页一)，病而日行一县县邑之相迩可知。
[73]《战国策》，卷一，页二；卷四,页四。
[74]史念海，前引书。页一一0–一二0。
[75]史念海，前引书，页一二一–一二四。
[76]史念海，页一二四–一三0。
[77]Kwang-Chih Chang，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Yale University Press，revised edition，1968)，pp．280–305．
[78]夏鼐，前引书，页六八。
[79]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侯马工作站工作总收获》，页二二二–二二八。郑绍宗，《热河兴隆发现的战国生产工具铸范》，《考古通讯》，一九五六年一期。
[80]《史记》，卷一二九，页四五。
[81]《史记》，卷一二九，页三一–三七，四三–四四。
[82]《吕氏春秋》记载宋国制輓的工人，住在贵族司城子罕的南邻。《吕氏春秋》(四部备要本)，卷二0，页一O。
[83]《战国策》，卷一一，页三。
[84]关于珠宝店，如楚人卖珠、郑人买椟还珠的故事，见《韩非子》(四部备要本)，卷一一，页三；关于银楼有齐人往鬻金者之所夺金的故事，见《吕氏春秋》，卷一六，页一六；关于卖卜，见《战国策》，卷八,页四。
[85]关于酒楼，见《韩非子》，卷一三，页八；关于赌博及倡优，见《史记》，卷一二九，页二九、四三。
[86]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据说有六万家之多，《史记》，卷七五，页二六。又如信陵君也以监门屠夫为宾客，《史记》，卷七七，页四–五，齐宣王在稷下集合了文学游说之士数百千人，《史记》，卷四六，页三一。
[87]《管子》(四部备要本)，卷一五，页一四。
[88]《庄子》(四部备要本)，卷二，页一四。
[89]《管子》，卷二三,页一五。
[90]《孟子》，卷一四上,页六。
[91]《史记》，卷六九，页二七。
[92]如Wheatley即极为怀疑此数的夸大，Pauld Wheatley,前引书，页一九O。关野雄认为以临淄古城面积计算二三万户是相当合理的估计。《中国考古研究》，东京，一九五六，页一四一以下。中国学者则至今未有怀疑这个数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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