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勣在宫廷派别斗争中明哲保身,始终采取不积极参与、不偏不倚、两边观望的策略。他的精明之处还在于对人主心理准确把握,而作出正确的判断,在最关键时刻做最恰当的举动。李勣跟随李世民征战时间长达两年之久,在这样长的时间里,李世民是有很多机会拉拢李勣的。
而李勣虽然忠心于李世民,效命疆场,却没有加入秦王府核心集团。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前曾向李勣征求意见。但李勣不愿意介入李氏兄弟权力之争,表明自己中立的态度,对此,李世民也没多加责怪。
武德九年(626年)六月,秦王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控制朝政,八月逼迫李渊退位,自己登上皇位,是为太宗。十月,太宗大封功臣。李勣位列五等,在43人的名单中排列第14,位置不靠前,恐怕与他没有参加“玄武门之变”有关。
太宗晚年,宫廷争端又起。贞观十七年(643年),太子李承乾谋逆被废。究竟立谁为太子,朝中出现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立魏王李泰,持此议有中书侍郎岑文本、黄门侍郎刘洎。另一种意见力挺晋王李治为太子,司徒长孙无忌、褚遂良主之。最终太宗决定立李治为太子。李勣虽然参预立李治为太子的决策,但他并不建言,也不介入两派之争,只是看太宗眼色行事。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太宗病入膏肓,来日无多,虽然安排了接班人,又担心辅政大臣长孙无忌的权力过大。而李勣是军界元勋,为人忠心不贰,又是出身山东庶族寒门,家庭背景与长孙无忌完全两样。看来,李勣才是制约长孙无忌的不二人选。
想到这里,太宗便对李治说:“你无恩于李勣。我将他贬黜到地方上,待我死后,你再授他仆射之职,他一定会死命效忠你。”太宗还特别交代,如果李勣不服从命令,徘徊观望,即当杀之。太宗贬黜李勣的目的,是为了让李治即位后再重新提拔李勣,使李勣对李治感恩戴德,矢志效忠。
这种突如其来的安排,无疑是对李勣政治智慧的考验。他处理得好,将来可以复出,行情看涨;若处理不好,即有杀身之祸。聪明绝顶的李勣,接到诏书后竟然连家也不回,径直到叠州赴任。应该说,李勣对太宗为人非常了解,对他晚年心态也拿捏得十分到位。
高宗李治即位后所做第一件事,就是先将李勣由叠州都督调为洛阳刺史,留守洛阳宫,后又授他尚书左仆射之职,完全实现了太宗生前的意图。辅政大臣长孙无忌专权朝政,李勣素与他不和,又不愿意与他冲突,任职不久便上表恳请辞去左仆射之职。高宗经过慎重考虑,同意他的请求,但仍令他以开府仪同三司身份参加执政。
永徽六年(655年),高宗认为册封武则天为后的时机已经成熟,便召集太尉长孙无忌、司空李勣、尚书左仆射于志宁、尚书右仆射褚遂良四位重臣入内殿议事。高宗一见面就说:“王皇后无子,武昭仪有子,朕欲立武昭仪为后,公等以为如何?”
话音刚落,褚遂良马上说:“皇后出身名家,是先帝为陛下娶的媳妇。先帝临终时曾拉着臣的手说:‘我的好儿佳妇托付给你’,言犹在耳。皇后未闻有过,岂可轻废!臣不敢屈从陛下而负先帝遗命。”高宗见他打着先帝的旗号,很不高兴,挥手让他们退下。
高宗单独召见李勣,径直问道:“朕想立武昭仪为皇后,褚遂良固执不从。他是顾命大臣,事情该怎么办?”他微微一笑,轻松地说:“此乃陛下家事,何必问外人。”高宗终于在重臣中得到支持自己的关键一票,精神为之一振,再也不顾反对派大臣一再劝谏,把自己愿望付之实施。
公元669年,李勣寿终正寝,享年七十六岁。高宗为他罢朝七日,将他下葬昭陵。下葬那天,高宗登上高楼,遥望灵车涕泣,并派皇太子护送灵柩,可谓极尽哀荣。李勣历事高祖、太宗、高宗三代皇帝,安享尊荣,始终笼罩在风光无限的光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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