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当政期间的治国政策

武则天武媚娘当上皇帝后，为了治理贪官，她设立了举报箱，鼓励告密。对举报犯有罪行过失官员的人，一经查实，一律授官；即便举报无实，举报者也无须承担任何责任。长期重用狄仁杰、魏元忠等人，大力整顿官员队伍。

隋唐时期，科举制开始取代九品中正制，成为士子入仕的主要途径。武则天当政后，在推行科举制的同时，又大开其他的选官门径，如自举、举报恶官、试官、殿试以及开武举等。这种多途径选官求才的做法对当时的吏治产生了双重影响：

从积极方面说，它为各类人才的脱颖而出创造了较好的外部条件；

从消极方面看，则使官员队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

武则天对此似也有所认识，因而在广开选官途径的同时，又采取了多种措施对官吏队伍加以整肃。

具体而言，武则天对官吏队伍的整治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设立铜匦（举报箱），鼓励告密。对举报犯有罪行过失官员的人，一经查实，一律授官；即便举报无实，举报者也无须承担任何责任。“于是四方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息。”

在这样一种严酷的政治环境下，除了极少数肆无忌惮的酷吏和内宠外，官员们只好收敛起贪赃枉法之心。

其二，分设肃政左右台，加强对官员的监察。唐初沿袭隋制，朝廷最高的监察部门是御史台，负责检查自宰相以下各级官员遵法守纪的情况，举报弹劾处理各类违法乱纪的官员。武则天将御史台改为肃政台，不仅增置监察官员，而且加强其监察职能。

武则天刚一登上帝位，就将原御史台改为左肃政台，专司纠察中央百官和军旅，另外增设右肃政台，专门负责京畿地区和地方各州县官员的按察，并将监察官员由此前的十八人增至四十人。旋即又打破“左以察朝廷，右以澄郡县”的格局，使左、右两台迭相纠正，左台官员亦兼察州县。

与此同时，为使监察的运作有法可依，武则天命令尚书省刑部侍郎韦方质起草了专供考查地方官员用的《风俗廉察四十八条》。由于武则天时代的监察官员有相当一部分是酷吏，且被赋予了生杀予夺的大权，地方官员畏之如虎，所以胆敢以身试法、搞各种腐败行为者少而又少。

特别是到了武则天后期，风闻朝廷使者到来而自杀的地方官员，史不绝书，可见这种监察制度的威慑力强大到了何种程度！

其三，重视高级政务官员的任用。武则天很重视高级政务官特别是宰相的选拔和任用。宰相乃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最高政务官，日理万端，因此是否得人，对于封建统治关系至大。

武则天虽也用过本家侄子武承嗣和武三思等亲信当宰相，但主要是利用他们与自己的特殊关系来监视其他朝臣，而行政实权一般都掌握在其他宰相手中。武则天时期的宰相如狄仁杰、魏元忠等，就长期在朝中握有实权。而在历代宰相中，狄仁杰、魏元忠等均堪称名相。

正因如此，不仅宫中的奢靡之风无法通过高级官员的中介而传到整个官员队伍中，而且可以通过他们的带动作用，使整个官僚队伍形成克己奉公、勤于政事的良好风气。

其四，对官员队伍内部产生的腐败现象厉行整肃。在武则天时期，官员队伍也曾出现过冗滥现象，但武则天同时也运用各种手段对官员进行淘汰，甚至对不称职者毫不留情，大开杀戒。毋庸讳言，这种清洗主要是在政治范围内进行的，但对官吏队伍的整肃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众所周知，酷吏问题是武则天时代引人注目的政治现象。以往大多数研究者只看到武则天对酷吏的信任重用一面，而对其不得已的一面研究得不多。武则天始而专权，继而登基当女皇，改国号为周，这对李唐宗室和旧臣来说，是篡位行为，是典型的宫廷政变，这就必然会遭到强烈反对。

为巩固其统治地位，武则天只能采取残酷的手段来对付那些反抗或企图反抗自己的人。对于武装叛乱者，她可以用军事手段镇压；而对其他政治上的反对者，她就只有利用酷吏来制服了。

不可否认，酷吏是当时素质最差的一批官员，其中最著名的如来俊臣、侯思止、索元礼、周兴和王弘义等都是靠告密爬上高位的。

这些人生性残忍，嗜血成性。武则天在其掌权初期，为了笼络这些人，对他们的不法行为往往视而不见，但是随着统治地位的日益巩固，酷吏的地位也逐渐下降，甚至受到严厉惩处。

正是由于武则天创造了这样一个整体上还算清明的政治环境，加之她对人才的重视和保护，充分发挥监察部门的作用，才有了《资治通鉴》中所说的“故当时英贤亦竞为之用”的局面。

在她当政期间，官员各司其职，没有发生整体性全局性的腐败，使得天下百姓安居乐业，国家免于内乱外患，社会也比较稳定。而这一局面的取得，不能不承认与武则天整肃吏治有关。

当然，武则天时期的官场存在诸多弊端，最主要的有两方面：

一是她本人挥霍无度，生活奢靡，如大造明堂、佛寺和“天枢”，滥封同姓王以及广蓄内宠，这种奢侈之风对官吏队伍产生了一定影响；

二是重用酷吏，滥杀无辜，造成众多冤狱。这也是无可讳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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