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史学：二十世纪上海的娼妓文化
2025-01-06 虎思国学网 阅读 917
考察对象：从“恶”转向“沉默”
笔者曾以《关于“恶”的历史学》为题，讨论北洋军阀史的认知和书写问题。该文力图呈现一种具体的政治之“恶”在“史”的进程中反复交错的构成性及在构造内部的转化性，而“构成性及在构造内部的转化性”本身，又表明“恶”这一命名的社会修辞的属性，但该文毕竟只讨论了一段具有明确主体的政治史。当笔者开始阅读《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这部著作，一种续写《关于“恶”的历史学》的冲动就萌动起来。如果说原来的那篇文章只是隐晦地暗示了作为“恶”这一命名的前提之规则的构造和演变，那么现在有必要直接讨论作为“恶”这一命名的更为复杂和难以确定的前提之规则的构造和演变，因为该书是一部将政治、文化、性别和认知、记忆和叙事熔铸在内的特殊的社会史著作。
随着对该书的思考的深入，笔者发现由于对象的“沉默”及作者特殊的“叙事”方式，原来的续写冲动渐渐变形。政治事件中的“恶”在书写中一般可以被加于具体主体，其作为如此命名的前提之规则，在一定的程度内可以被分析出一段较为明晰的痕迹，而社会史中的“恶”，只能由一大群个体分散或者分别聚集的匿名者来承担，其作为如此命名的前提之规则，因主体的比较单一的被书写机制而变得特别多重和模糊。这是一种沉默的“恶”。也就是说，作为“恶”这一命名的前提之规则，将因一种只能通过某种故事来显身的广大而分散的“沉默”，而变得无法确定。这种“无法确定”，最终可能导致关于规则的揭示成为一种多余。该书作者似乎也不具备笔者的问题意识。她最多分析了作为某些命名的前提的叙事性条件或者说历史条件。经过重重铺垫，笔者最后决定考察该书关于“沉默”的历史书写问题。此时，“恶”的主要功能是强化这种历史书写的难度。分析也将表明这种历史书写本身就否弃与“恶”有关的规则问题，而作为“恶”这一命名的前提之规则问题，与“沉默”本身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并不那么必然，尽管可以探讨。
叙事的累积与层层悖论
人们对当下的事件和现象，总是想限制其承担太多的意义，从而给其更多的空间，而对于历史的分析，总是寻求其各方面和各层次的意义。《危险的愉悦》一书就努力地让上海20世纪的“娼妓史”承担各种意义，或者说为它构造一个多重的意义来。作者首先指出沉默的“恶”的历史记载机制：“只是当有人想对她们进行赞誉、谴责、统计其人数、进行监管、为她们治病、分析其病理、对世人发出警示、拯救她们、取缔娼妓业或者利用她们作为社会象征等等——只是在这种种情形下，娼妓才进入了历史记载。”尽管有论者指出，1949年以前，中国虽然对产生卖淫现象的种种条件加以禁止，对卖淫的方式和范围加以限制，但对娼妓业本身无明令禁止，也就是说是判定它为非罪的，但这并不影响人们认为它是“恶”的。人们对它所进行的“恶”的命名与记载主体的合法参与之间的冲突，严重影响了这一历史记载的真实性。这种历史记载机制构成被写体和记载主体的多元复杂性；它们共同使“娼妓史”，特别是关于“娼妓史”的研究，成为一个透视一段历史社会的多菱镜，而这个多菱镜也可能只是另一个多菱镜的一面，或者只是多个多菱镜反射出来的各种游移不定的“像”的机缘汇聚。
由这种历史记载机制而来，作者自称该书的“核心问题是调查研究有关事物的知识是如何获得的，之后如何被记忆起来，再后来又如何得到历史学者的理解、同时经过其再创造而重新面世的”，也就是说作者力图“指明事实、事实的制造者和事实的诠释者之间游移不定的关联”。这也可以表述为不断地再叙事化，或者说叙事的累积。这叙事的重重累积，必然包蕴或者分化出层层悖论：种种关联因“游移不定”而只能存在于叙事之中，同时因只能存在于叙事之中而只能“游移不定”。在这一点上，作者是保持了相当的自觉的。这不仅表现在“导言”中的理论诉求上，也表现在后来的叙事分析中：许多分析只是在种种故事之后点到为止。
因此，假如把“阅读”这一维度纳入思考，这种所谓的“指明”其实已经使历史书写的意图和功能变得不确定，甚至不可能，因为阅读这种文本，是无法获得表达形式本身所给予或加强的“确定性”。作者开始指出：“有关娼妓的极其丰富的史料并不是发自妓女的声音。然而，即使我们能听到大家竭力搜寻的‘妓女本人的声音’，那也不可能是未受到任何中介影响的原声。”继而指出：“我们要学会在几种不同的语域中阅读和聆听，如此或许就能开始懂得娼妓的声音和行为，当然那是在同那些更显见的、更清晰可辨的力量之关联中方可加以识别的声音和行为。”这种“或许就能”的说辞，显然表现了作者后结构主义理论语境的“杂质”性，但这种“杂质性”最终具有相当的蒙骗性，因为所谓的“懂得”和“识别”依然是种种叙事性“关联”内部的东西，阅读所获得“确定性”存乎读者的“聆听”。通过种种关联，作者所加以确定的总是同时被自身给予否定。如此一来，我们只是在读一个故事，而且也许仅仅是在读一个恶俗的故事。
该书与孔飞力的《叫魂》，虽同为讲故事，但有根本不同。孔飞力的《叫魂》之所以采取讲故事的方式，原因之一是因为史料的可考证性和系统性比较差，而《危险的愉悦》之所以采取讲故事的方式，主要原因是因为历史记载的“他者”主体性，即历史记载主体相对于被写体肯定是“他者”。《叫魂》的叙事结构严格符合社会科学的抽象和分析的结构；即使其中不乏断裂，那也只是作者的粗心，而《危险的愉悦》的叙事就具有很强的离散性，或者说论证性不强。毕竟《危险的愉悦》交待了后结构主义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多重意义”的表达定式
作者指出，“事实”并不是被发现的，而是在人们生产意义的过程中被建构出来的。笔者认为，该书就是在生产一系列意义过程中建构出来的一系列小故事。它生产意义的过程，就是“妓女被赋予变动的多重性意义”的过程：“上海娼妓业是有丰富内涵的交汇点，可以从中探索有形的变化和意识形态的变化如何互相纠缠在一起，因为单有其中一方是不可能对娼妓生活产生决定作用的。”“娼妓业从来就是从事性服务、性买卖的行业，但我们可以从这样的交易中了解多得多的内容：例如性的意义、其他的社会关系，以及人们如何通过‘性’这个媒介展开有关政治权力和文化转型、国民性和文化归依感等等问题的讨论。”
因此，尽管作者努力表现种种关联的游移不定，但还是呈现出了某种写作的定式来。作者总是从各种文字中梳理出主流的简单化的描述模式或者评价模式，然后再指出“事实”对这些模式的超越和所具有的更多的复杂性或多重性。这最终构成所谓的“变动的多重意义”的表达定式。比如作者在“妓院规则”一章中指出：“到了民国后期，特别是1949年后，妓院老鸨已有固定的形象：残忍，剥削成性，是性劳动领域里的资本家。然而，在历史资料中出现的老鸨却不能归结为如此单一的形象。”在“法律与混乱”一章中指出：“所谓受害人形象的妓女及其反面——危险的妓女，是一种非常强大、然而说到底却又非常贫乏无力的文字表述形式。法律话语和改革派话语就在力求管理她们和援救她们的时候，构造出了这样两种形象。但实际情况是，妓女总是越出某一种或多种试图再现她的话语或话语群。”
笔者认为恰恰是这种写作定式构成作者所着力的历史研究和历史书写的意义。这其实是学术研究中一种特平常的追求，不同的是作者针对对象“沉默”这一事实，采取一种叙事的方式，并将意义保持一定的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