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翱教育过程本质的“复性”论

    李翱，字习之，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西北)人，生于唐代宗大历七年(公元772年)，出身于官僚世家。“幼勤于儒学，博雅好古，为文尚气质。”(《旧唐书·列传·李翱传》)唐德宗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登进士第，授校书郎。三迁至京兆府司录参军。唐宪宗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召为国子博士，直接从事教育活动。以后仕途颇蹉跎。

    李翱的学术思想受韩愈影响很深，同时也接受了佛家的许多观念。他的教育思想突出特点是，把儒、佛两家的思想杂揉在一起，寻求一种人格解放的道路和方法。虽然他自称：“择中庸之蹈难兮，虽因顿而不改其所为。……心劲直于松柏兮，论霜雪而不衰。”(《感知己赋》)并说：“嘉山松之苍苍兮，岁苦寒亦悴。吾固乐其贞刚兮，夫何尤乎小异。”(《释怀赋》)好像他所坚持的是儒家传统的中庸之道，实际却不尽然。他是把《中庸》里面的一番道理和佛教的理论相结合，进而把韩愈的唯心主义的哲学思想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李翱论教育思想的代表作是三篇《复性书》，它们集中表述了他对人性及其教育过程的本质的看法。

    他认为任何一个人都有“性”与“情”，而性是善的，情是恶的。他说：“性者天之命也。”“百姓之性与圣人之性弗差也。”“人之性皆善也。”就是说，人之性是天赋予的，任何人生来之性是一样的，而且都是善的。这里所谓的善，实际上是儒家的仁、义、礼、智等德性。他把宗法秩序所要求的德性，说成是人先天本性中所具有的，这显然是对孟子性善论的继承和发挥。他又说：“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皆情之所为也。”“情者性之动也”。“情者性之邪也”。“情者妄也、邪也。”就是说，性之动而产生情，情是邪恶的表现。他把情看成是要不得的坏东西，这显然是接受了佛家世幻思想的影响。

    关于性与情两者的关系，他说：“情由性而生，情不自情，因性而情；性不自性，由情以明。”就是说，情由性所产生，性通过情而显露。他曾形象地比喻说：“水之浑也其流不清，火之烟也其光不明。非水火清明之过也，沙不浑流斯清矣，烟不郁光斯明矣，情不作性斯充矣。”水与火就其本性都是清与明的，水由于沙而浑，火由于烟而郁。人就其性是善的，由于情而恶，如沙沉而水自清，烟消而火自明，情灭而性自充。所以，他说：“人之所以为圣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情既昏性斯匿矣，非性之过也，圣人得之而下惑者也。情者性之动也。百姓溺之而不知其本也。”就是说，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是因为他能保持天赋的善性，其善性不为邪情所匿，而一般人天赋的善性却为邪情所昏惑，故其善性不能充分地显露出来。他认为圣人与一般人就其先天的本性都是善的，是没有差别的，所不同的是圣人能保持它，使之不为情所惑，一般人却为情所陷溺而不知复其先天的善性。因此，性在圣人那里充而明，在一般人那里却昏而塞。

    李翱从其上述的“性善”、“情恶”的基本观点出发，认为教育的过程在本质上就应该是一个“复性”，即恢复或发展人先天的善性的过程。

    他认为虽然一般人之性都为情所惑而昏塞，由来已久，但“复性”并不难。因为任何人自身都先天具有一个善性，只不过是为妄情所惑，昏而不充，塞而不明。只要去其妄情也就是了。他说：“情不作而性充”，“妄情灭息，本性自明。”“圣人教人忘嗜欲而归性命之道也。”就是说，一个人如能灭绝妄情，即绝情去欲而“复其性”的教育观点，实际上已不是儒家传统的教育思想，它同佛家的教育宗旨几乎没有多大区别了。由此，他还提出了一些具有修禅特征的“复性”方法：

    1.“无虑无思”

    李翱说：“弗虑弗思，情则不生；情既不生乃为正思，正思，无虑无思也。”这种修养功夫，是一种否定感知作用，排斥思维活动的非理性的修养方法，实际上与禅宗的“禅定”是没有多大差别的，是佛家直觉主义的修炼功夫，但他认为仅做到“无虑无思”还不够，“然此斋戒其心者也，犹未离于静焉。有静必有动，动静不思，是乃情也。”《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动，焉复其性耶。”意思是，“斋戒其心”，还会“生情”，仍不能达到真正“复性”的境界。从而他提出了另一个主张。

    2.“其心寂然”

    李翱说：“知者无知，动静皆离，而寂然不动，是至诚也。”又说：“是故诚者圣人性之也。寂然不动，是至诚也。”又说：“是故诚者圣人性也。寂然不动，广大清明，照乎天地，感而通天下之故，行止语默，无不处于极也。”还说：“心寂不动，邪思自息，惟性照明，邪何所生？视听昭昭而不起于见闻斯可矣。无不知也，无弗为也，其心寂焉，光照天地，是诚之明也。”在这里，他提出一个所谓“至诚”和“诚明”的神秘化观念，其核心即是“寂然不动”或“其心寂焉”这么四个字，也就是“视听昭昭而不起于见闻”，即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万念皆空。他认为只有具备了这种功夫，才能止息邪思，显出本性的“广大清明”，超脱尘俗，达到真正“复性”的境界。这种“复性”方法，正是一种神秘而不可思议的佛教徒的修炼功夫。

    3.“慎独”

    所谓“慎独”，即无论客观世界怎样“变化无穷”，作为君子都要做到“未始离于不动”，即永不动心，保持心的“寂然”状态。这就是“慎独”的真谛。所以，他说：“君子戒慎乎其所不�G，恐惧乎其所不闻。”因为“不�G之�G，不闻之闻”，实际上是“其心一动”，“心动”则“情生”。如果心已动了，则距离复性的境界也就愈来愈远了。由于“情”是感性的主要因素，所以，“不动心”乃是“复性”的根本要求。可见，李翱提倡的“慎独”功夫，显然是接受了佛家“灭情”以见佛性的影响。后来宋儒强调“慎独”功夫，乃直接导源于此。

    4.“择善固执”、“终岁不违”

    李翱认为“复性”的过程，是一个长期的修炼过程，是人生一辈子的事，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任务。因此，必须具有“择善固执”，“终岁不违”的精神。他说：“修道之谓教，何谓也？曰诚之者人之道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就是说，教育是教人修身行道的过程，也就是教人达于“诚”之境界的过程。要想达到“诚”的境界，就必须对于天赋的善性执着不放，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离开它。他说：“复其性者，贤之循之而不已者也。不已能归其源矣。”意思是，只有经过长期修炼功夫，才能使先天的善性复观。有人问他：“如生之言，修之一日则可以至于圣人乎？”曰：“十年扰之，一日止之，而求至焉，是孟子所谓以杯水而求一车薪之火也。甚哉！止而不息必诚，诚而不息必明，明与诚终岁不违，则能终身矣。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则可希于至矣。”他强调在修养过程中，要具有坚持不懈的精神，作长期的努力，这一思想是可贵的。

    “善”的根本标准就是“道”。李翱认为一个君子，关键在于“从道”。他说：“君子从乎道也，而不从乎众也。”所谓“从乎道”，即是立志学道和行道，这个道也就是韩愈所卫之道，是“善”的根本；守着这个“道”，就是“择善固执”。他说：“吾之道，学孔子者也”，“是古圣人所由之道”，并说：“苟仁且义，则吾之道何所屈焉？……故君子非仁与义，则无所为也。”(《答侯高书》)还说：“吾所以不协于时，而学古文者，悦古人之行也，悦古人之行者，爱古人之道也。故学其言不可以不行其行，行其行不可以不重其道，重其道不可以不循其礼。”由此可见，他的“择善固执”，即对传统儒学的仁义道德，不仅要“学其言”，而且要“行其行”；不仅要“重其道”；而且要“循其礼”。其实就是要做一个合符于要求的“忠臣”和“顺民”。和这种精神相联系的是，他强调在复性过程中，要靠个人主观努力。他说：“百赅之中有心焉，与圣人无异也。嚣然不复其性感矣哉。道其心弗可以庶几于圣人者，自弃其性者也。终亦亡矣，茫茫乎其将何所知。冉求非不足乎力者也，画而止。进而不止者，颜子哉。”(《李文公文集·学可进》)他强调要充分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对于进德修业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而且，他的这种“复性”论，对于后来的理学教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都有着直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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