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太平轮》：以情爱消费海难
2024-06-18 虎思国学网 阅读 679
曾有人将太平轮比作东方“泰坦尼克”号，这两者显然没有可比性。太平轮一场乱世无序导致的灾难，“泰坦尼克”悲剧则是人类过度信仰自身科技造成的悲剧，一个科技神话的破灭。
不过，吴宇森的电影《太平轮》，倒是依稀有几分电影《泰坦尼克号》的影子，主题换成了海难中的爱情。电影尚未开拍时，《太平轮1949》一书作者张典婉女士就已对这个思路表达了疑问。
而从上映后至今的票房、观众的反馈来看，这确实不算是一部成功的电影。显然，观众也不满其情节落入俗套，严重弱化了太平轮的意义和内涵。
太平轮悲剧根源：乱世的无序荒谬
“太平轮” 本是美国Manitowoc船厂制造的“大湖型客货船”，1920年下水，排水量2500吨，长80米、吃水7米，装备锅炉两具，蒸气主机一台，航速9节。二战中，该型号船作为美军的短程运输补给船使用，为了加速航行、躲避日军舰艇炮火，美军又刻意把船身改装得轻巧单薄。
二战结束后，长期被外国列强霸占的中国航运市场，在日本人败了、英国人一时回不来的当口豁然敞开，成了政界和商界疯抢的肥肉。抗战时期由宁波商人合资组建的运输企业 “中联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也是当时众多新成立的航运公司之一，它靠着与陈仪及轮船招商局总经理徐学禹(徐锡麟之侄)的浙江同乡情分，得到了“太平轮”等几条船，就此做起了航海生意。
但这是一个纷乱的时代，国民党政权兵败如山倒，大势已去，军政人员连同他们的家属，还有商人、地主各色人等，纷纷追随国民党去往台湾，总人数多达200万，这就是1949年去台大迁徙。
而太平轮，就是这一波大迁徙潮的领航船。太平轮一开始就承担着运送去台人员的任务。从改装到沉没，3个月间，太平轮总共在上海和基隆之间往返了35趟，搭载了许多家庭到台湾落地生根。
海难发生于1949年1月27日，农历腊月二十八小年夜。这是一个乱世无序导致的悲剧。首先是它严重超载，其核载吨数不过2050.775吨，事后统计数据却显示，太平轮启航时累计载重已达2700多吨，其中有600多吨的钢材。幸存者李述文事后回忆，有人看到开船时间到了，还有一捆一捆的钢筋不断运上船，心里发慌，就把船票转卖了。但急于亡命的逃难者，大多忽略了这个险情。
由于还承担着国民党政府重要物资运输任务，它并没有按时开船，足足延误了两小时，到当晚18时18分才开，这个看似吉利的数字，于是就成了太平轮的噩梦。
因为它变成了不折不扣的夜航船。而当时，为保证调动畅通，国民党军上海港口司令部规定天黑以后是军运专用时段，任何民船一律不许进港出港。而严重超载的“太平轮”，为了躲避检查不开航行灯、又偏离正常航线走狭窄水道。结果就撞上了同样也是违规、关灯、窄道航行的建元轮。
倘若只是这些原因，仍不足以酿成一起近千人死亡的大海难。
死难者家属后来得知，海难发生时，驾驶舱里空无一人，这才导致建元轮驶近鸣笛警告时，太平轮没有任何反应。尤为吊诡的是，该时段的当班船员，当时正在甲板上忙着喝酒。
生还者葛克也指出，由于撞船事发突然，甲板迅速下沉，船上的十几条救生艇根本来不及放下去。而船员们在船沉之际，也都只顾自己逃命，根本无心顾及船客。
混乱时世的错乱荒谬，从人们登船开始一直持续到了沉没那一刻，最终把希望之旅变成了死亡之旅，把近千条生命，连同他们的黄金银元，他们的希冀和憧憬，一起埋葬在了海底。
那些把黄金银元绑在身上亡命的人，率先沉入了海底。沉甸甸的黄金银元，原本承载着主人后半生的希望和梦想，在此刻恰恰成了夺命的最大杀手。
而后，在那个乱世中，“太平轮”死亡近千人的消息，有如一块扔进水潭的小石头，扑腾两下溅出几点小水花后，转眼便在改天换地的大时代中悄无声息了。
一个时代的苦难记忆
之所以说电影《太平轮》严重弱化主题，正因太平轮是那个大时代混乱苦难的标记，成为许多去台者永生难忘的流离记忆。
《太平轮1949》一书的作者张典婉，其母司马秀媛女士，就是乘着太平轮到台湾的。1948年12月，司马秀媛和外婆、母亲、阿姨、舅妈等一班女眷一道，乘坐一艘叫做太平轮的船来到了台湾。
司马秀媛拎了一个随身箱、抱着两条狗上了船。那两条狗，后来一直被幼年的张典婉称之为“太平狗”，因为“它们是母亲拼了命抱着、挤在太平轮船舱中，一起逃难过来的”。
然而，当这波大迁徙退潮后，人们赫然回首发现，作为领航船的太平轮，却永远沉没在了到达彼岸的路上。但那些乘坐太平轮成功到达海峡另一头的人们，还有那场海难中经历九死一生后侥幸活下来的人们，从来没有忘记太平轮。在此后漫长的余生中，他们以各种方式反复抵抗着遗忘。
叶伦明老人一生坚持长跑，他说，每回慢跑都是一次活下去的勇气。六十年前一起在太平轮上的朋友，来不及到达台湾，而他幸运地活着，他要努力留住呼吸与生命的感觉。直到88岁那年跑不动了，依然要坚持慢跑，“一直走下去，到我倒下为止。”
司马秀媛则一直重复着自己“这是坐太平轮带过来的哟”，“在乡下那间房子里，每当那个上了年纪的上海女人摆下刀叉，总会不厌其烦地重复，而故事的结尾通常是‘还好我没坐那班船’。”
也不仅是司马秀媛或叶伦明，乘太平轮到台湾的人们，往往把孩子取名为“太平”，或者“和平”，以纪念战乱中那段和太平轮有关的流离岁月。
杨太平，1948年12月出生在太平轮的通铺上。没有接生婆，给他剪断脐带的是一位四川老太太。船上没有水，血液在身上凝固了好几天，又硬又干，头发上都沾满血迹，到达基隆港后才找到医院洗干净，直洗到手上皮肤破掉。
“‘太平’这个名字，也是期许我一生平平安安。”
意外错过了太平轮的东北籍立法委员梁肃戎，最后也还是坐船到了台湾。
富商李浩民遭遇太平轮海难，留下一堆孤儿寡母，家道迅速中落，他的一个本有志金融银行事业的儿子，被迫选读了有生活补贴的警校，他的名字叫李昌钰……
结局不尽相同的迁徙故事，开端都是海难、死亡。太平轮沉了，一波浩大的去台迁徙潮却由此开始，他们一船一船地奔向台湾，有人出生在船上，有人成功登岛开始新的生命故事，也有人永远渡不过台湾海峡，就此消失在历史的风浪中……
这段迁徙史由此深烙“太平轮”印记，深烙悲情与苦难。烙在移民的记忆中，烙在遇难者家属的人生中，烙在所有颠簸于大时代的巨浪中、无力左右自己命运的人们心灵深处。
太平轮海难也确实催生过一段爱情，他们是生还者国民党国防部参谋葛克少校和袁世凯孙女袁家��。但太平轮于我们的意义，却远不止于此，拍太平轮主题的电影，实在不应该以轻佻的情爱来消费沉重的乱世海难。
我们读懂太平轮，才能读懂那个混乱的大时代，以及改天换地风潮中湮没无声的国家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