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侨华人与中国近代博览会事业

1915年巴拿马世博会中国馆

1876年费城世博会中国馆

    早在1893年，郑观应就说过：“欲富华民，必兴商务；欲兴商务，必开会场。欲筹赛会之区，必自上海始。”(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如今，上海终于成功举办世博会，亦可谓百年梦想，化为现实。回顾中国博览会事业的历史，处处有华侨华人的身影，他们活跃在中国近代博览会舞台上，对推动中国博览会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华侨华人与中国出洋赛会承办权的收回

    早期，中国参加世博会均由海关洋员操办，以致当时一度被称为“赫德之赛会”。对于总理衙门的官员来说，国际博览会是闻所未闻的新事物，他们甚至认为这不过是“赛珍耀奇”、“奇技淫巧”的无益之举，因此对国际博览会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以“查照向章，办理在案”等语交由总税务司赫德负责，并一概听之任之。1883年赫德、金登干等在筹备伦敦国际卫生博览会时，曾说：“总理衙门只是简单地对我说，‘咱们给予合作还是不予合作’？如我说‘不’，它就说‘不予合作’；如我说‘可以’，它就说‘那么就给予合作’，而把合作的性质和程度交给我去安排，资金也得我去寻找！”(《中国海关密档》(三)，1883年11月25日)

    在长达39年的时间里，中国海关在总税务司赫德等人的策划下，承办了至少29次中国参与国际博览会的展览事务，使其牢牢控制了中国参与国际博览会的承办权。“英籍赫德、法籍华必乐、比籍阿理嗣等，或以监督自称，或以帮办相胁，而置中国钦差使臣于人后，遂遭致外人谓赛会乃赫德之赛会，非中国之赛会”(《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下册)。由海关负责置办的中国展品常俗恶不堪，如1904年圣路易斯博览会的中国展品，竟然都是鸦片烟具、小脚夫人泥塑、缠足弓鞋、杀人刑具之类，令有识之士扼腕慨叹：“我国赛品之丑，奚啻天壤。”(张继业：《记散鲁伊斯博览会中国入赛情形》，《东方杂志》1905年第9期)后来在华人和留学生的强烈要求下才将这些物品撤出展览。

    1905年比利时列日博览会是中国参与世界博览会的转折点。在比利时的邀请下，清政府将前一年在美国圣路易斯参展的货品转运到列日会场，由当时正在比利时休假、曾任厦门税务司的比籍洋员阿理嗣代办参展事务。与此同时，浙江青田等国内商人希望参展却难以成行，结果引发华人、留学生与工商人士对于海关洋员包揽中国办理博览会事务的不满与抗议。基于商务利益与民族情感，华商与留学生以及驻外公使普遍认为由海关洋员办理参展，存在丧失国家主权与发展机遇等六大弊病；同时提出由商部自办博览会有六大好处：一、赛会为万商丛集之候，考察较平时尤易；二、商部采办土货时也可乘便考察；三、在制造及花样上可以取长补短，使进口货日渐减少，以塞漏卮；四、可依外人喜好改良土货，促进出口；五、商货经过鼓励参展后，可推广至各地；六、可造就商部的人才，促进实业(《外交档》，《比国黎业斯赛会》，光绪三十一年十月十七日收留欧学生商人禀)。

    圣路易斯、列日等赛会暴露了海关总税务司长期包办中国参与世界博览会的实情与流弊，主权的丧失、国家形象的破坏等引起有识之士尤其是清廷驻外人员、留学生、华人华侨的忧虑，也给了他们抒发不满的机会。此前被视为炫奇赛珍的博览会，也被国人视为不仅是重要的交流机会，而且更是含有竞争意味的商战战场：“独我中国风气甫开，商情捍格，历届以官货入赛，实为各国所无。际此各国商战之时，亟宜鼓励工商，力争进步，未可恃官货为久计，更未可视赛会为应酬。”(杨兆鋆：《恭报赴会并称会场情形疏》，1905年4月11日)许多华商也宣称：“上承国家提倡保护之恩，下视各国商战之列，亦思奋螳臂之能，冀驰驱以图报效。”(外交档，各国赛会公会，光绪三十一年八月一日收华商周懋功等人的禀文)

    为了改变这一不合理局面，使参与各类博览会成为促进国内工商业和外贸交流的发展动力，他们四处游说，并向有关人员施压，终于促使清廷于1905年颁布《出洋赛会通行简章》，收回了出洋赛会承办权。

    华侨华人与中国近代博览会事业的发展

    首倡中国第一次全国性博览会。1910年的南洋劝业会与华侨有着密切的关系。早在1904年，南洋侨商张振勋就曾上书清廷，建议在南京举办大型物产博览会，以激励商情，振兴实业。南洋侨商对劝业会给予了极大的支持：1、经费资助。筹款经费的商股主要由沪宁商人和南洋华侨认购，会后亏空也由华侨承担；2、协助展陈。新加坡等地成立出品协会，“暨南馆”为华侨出品陈列所；3、创新工艺、改进技术。华侨带回工艺、美术、纺织、制造等技艺，有助于促进国内经济发展和工业进步；4、兴办学堂。华侨在侨岛创办农工商实业学堂，招考内地各省有志青年前往学习，一切经费由侨商担任；5、投资实业。以参加南洋劝业会为契机，许多华侨回国开办实业垦牧公司和矿山矿场等。南洋劝业会为华侨与国内交流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平台，拓展了华侨在国内发展的空间。劝业会后华侨在国内的投资，既成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还为国内提供了一种容易被普遍认同和效仿的先进生产方式的典范。

    声援1915年巴拿马世博会。1915年巴拿马世博会时，正值美国排华时期，旧金山华侨因不堪忍受当地政府歧视华人的政策，明确表示抵制巴拿马世博会，声言将鼓动中国政府把中国馆设在圣地亚哥，并将以资金支持圣地亚哥博览会。这引起旧金山地方政府和民间人士的极大不安，纷纷上书要求调整政策，平息华人的不满情绪。这为中国在此届世博会大获全胜奠定了基础。此次世博会上，中国代表团获得1218枚奖章，其中大奖章57枚。两项均列所有参赛国之首，超出了第二名日本一倍左右。这彻底改变了外国对于中国货乃至整个中国的印象，当地媒体甚至称中国为“东方最富之国”、“东方大梦初醒前途无量之国”，就连日本的《东京时事新闻报》也说，“从前美国所开之赛会，其最行不振者则中国之出品……此次与赛则大异其趣……殆未可轻视。”巴拿马博览会的成果在当年就显现了出来，据美国商务部调查报告，1915年，中国对美国出口较上年猛增6000万美元，仅江苏一省的对美出口额就增加30%。当年全国出口额仅丝绸一项就达1.4亿美元，茶叶1800万美元，桐油1120万美元，这是中国对外贸易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大力支持中华国货展览会。进入民国以后，国货展览会逐渐成为中国近代博览会事业的主体。至1937年为止，中国官方和民间共举办了约250次国货展览会，这些国货展览会以“策进工商”、“为国家增气，为国货增光”为宗旨，以“发达国计”、“维护国权”为目的，与国货运动互为表里，使中国的博览会事业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如作为自由商埠、且受欧化习尚影响日久的香港自从提倡国货运动以来，“侨胞激于爱国热忱，多愿服用国货”，“三年来，国货日用品，销港确见激增”(胡士澄：《香港国货事业之展望》，香港《国货与实业》第1卷第2号)。1937年，南洋商业考察团携带国货商品，与南洋各地总商会合作，举办国货展览会，“各地侨胞倾城而来，日夜参观”。仅新加坡一埠，“以国货公司名义相号召者，宛如雨后春笋，竟达三十余家；其他不用国货公司名义而兼营国货者，亦有数百家之多。不可谓非国货向外发展之大好现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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