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毁于非此即彼的极端政治

    岭南:打击政治对手的绝佳流放地

    宋神宗死的时候只有38岁。这个胸怀大志的理想主义者平生只做对了一件事情:发动变法。他也只做错了一件事情:停止变法。有人指责他没有推进民主体制,我以为这跟指责乔丹(国际篮球明星)为什么不踢足球一样不靠谱。他在他的年代,只能作出符合当时政治、经济、文化水平的选择。

    宋神宗撒手而去,留下了一个烂摊子给他的继位者宋哲宗。哲宗只有9岁。这样的年龄只适合赖在妈妈怀里撒娇,显然不适合坐在龙椅上对着群臣发号施令。因此,又一位女人娉娉婷婷地走上了前台——这种事情我们有一个专业词语,叫“垂帘听政”(当然,这事儿还得数老佛爷慈禧太后干得漂亮)。此女人即高太后,宋神宗他妈。

    宋神宗他妈跟宋神宗走的完全是两条路子。具体做法就是任命守旧的元祐党人精神领袖司马光做宰相。司马光也不含糊,十几年的隐居生活把他这个“老宅男”逼成了“变态男”:他一上任就砍了“三板斧”,把王安石辛辛苦苦砌了9年的花园全部推倒,连很少有人异议、于民于国两相利的免役法也不得幸免。

    朱熹对司马光这人看得很透,说他认死理,凡是让老百姓掏腰包的事情,他都认为是坏事儿——司马光不知道,其实大多数老百姓很赞成免役法。苏轼也看到了这一点,找司马光商量,把这些对百姓有利的新法留下来。苏轼是个直肠子,他直言不讳地批评道:“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司马光当然不高兴了,自己走开。苏轼又追进政事堂,这回司马光可就“色忿然”了。不识眉眼高低的苏轼又讲了半天,依然打动不了司马光,出了政事堂气得大叫:“司马牛!司马牛!”

    除了把新法废“光”之外,高太后与司马光还竭力把新党赶“光”——统统赶出权力中心。蔡确、章惇、吕嘉问、邓绾、李定等一大批变法“急先锋”被贬,就连已经在新党内讧中出局的吕惠卿也遭到清算。他被贬建州,一贬九年,其间连冷水都不敢喝,唯恐喝了生病,被说成对朝廷不满。

    旧党中的人也觉得对新党做得过分了些。比如,蔡确被贬后,在流放途中写了《夏日游车盖亭》十首绝句,被曾与他有过节的人告发到朝廷。高太后大怒,召集大臣商量该如何惩罚他。文彦博提议把蔡确跨省赶到岭南去,右相范纯仁不无担忧地说:那条路自打丁谓被贬斥以后就没人再去了,此路一开,搞不好有一天我们也会被“跨省”的。

    岭南与海南当时属未开发地带,瘴气重,是打击政治对手的绝佳流放地。

    车盖亭诗案是继乌台诗案以来打击面最广、打击力度最大的一项文字狱案(当然不能与清朝的文字狱相提并论)。元祐党人利用高太后对蔡确等人的不满,捕风捉影,对整个新党集团进行了一次斩草除根式的清算。在高太后与司马光的策划下,宋朝政治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要么全面肯定,要么全面否定——这种毫无节制的党派之争把羸弱的宋朝折腾来折腾去,从而为靖康之耻预留了伏笔。

    宋哲宗掌权,变法派得势,元祐党人被清算

    所谓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仅仅在10年后,世界又会颠倒过来。那是后事。写到这儿,我们似乎忘记了一个本不应该忘记的人——宋哲宗。

    宋哲宗虽然很幼小,但他不傻。当年他老爸宋神宗接待辽国大使,蔡确在宫殿里反复排练欢迎仪式。他感到十分不解,问:“辽国大使是人吗?”

    蔡确笑了:“他们当然是人,不过他们是契丹人。”

    “他们既然是人,我们怕他作甚?”

    高太后其实也是一位具有传统美德的中国女性代表。她曾被后人誉为“女中尧舜”。她弟弟在朝廷做小官,很长时间都没有升职。宋英宗过意不去,想要把他提拔一下。高太后谢绝了,说:“我弟弟能在朝廷上班,已经是天大的恩宠了,怎么能参照前代推恩后族的惯例呢?”

    宋神宗好几次要给高家修建别墅,也被高太后拒绝了。后来国家给了她一块空地,她自己掏腰包修建了房子,没向国家报销一分钱。高太后唯一的缺点是恋权。宋哲宗已经17岁时,高太后仍不放弃听政。

    在高太后垂帘时期,军国大事都由她与几位大臣处理,年少的宋哲宗基本上没有发言权。大臣们也以为宋哲宗年幼,因此什么事情都请示高太后。朝廷开会的时候,宋哲宗的龙椅与高太后的座位相对,大臣们向高太后请示,就不免把屁股朝着宋哲宗。宋哲宗亲政后谈及这些事情时说,他只能看朝中官员的屁股。

    随着宋哲宗一天天长大,越来越不习惯做龙椅上的傻傀儡。在高太后高大的阴影下,他心中慢慢凝聚着对高太后和元祐党人的怨恨。少年宋哲宗没有更多的抗争方式,只能行使沉默权——在议论朝政时一声不吭,俨如哑巴。一次高太后问他:“你怎么不说话呢?他们讨论朝政时你心里都想些什么呢?”宋哲宗冷冷地说:“您已经处分好了,我还说什么呢?”

    高太后是个聪明人,她敏锐地注意到少年皇帝的逆反心态。因此,1093年秋天,高太后病重,召集吕防、范纯仁等人说:“我死以后,皇帝是不会再重用你们的。你们应该有自知之明,早些主动退下,腾出位置让皇帝选用他人,免得遭受横祸。”

    果然,宋哲宗一掌握大权,就开始继承父业。当时有一句使用频率最高的政治术语“绍述”,原意是继承前人的做法,“按既定方针办”。对宋哲宗而言,“绍述”就是继承宋神宗的意志与事业。

    曾经被高太后和元祐党人排挤出朝廷的变法派又先后回来了。第一个回到中央的是章惇,他被任命为宰相。章惇拜相时就声称:“司马光奸邪,所当急办。”他做事的风格就是党同伐异,秋后算账——当然,是算元祐党人的账。他的做法也简单:把高太后等人废除的新法逐一恢复,把高太后提拔的元祐党人尽数驱赶,把高太后赶走的新党全部请回来——假如他们还幸存于世的话。

    账簿一本本摊开。旧事一件件重提。

    元祐年间,在司马光等大臣的主导下,宋朝将西北米脂等四寨放弃给西夏。当年元祐党人处理这件事情,确实过分怯懦。以当时的实力而言,宋朝完全不必以弃地为条件换取和平。章惇把司马光、文彦博、赵禼、范纯仁等十一位大臣,全部安上“挟奸罔上”等罪名。

    司马光已经死了,怎么办?那就追回赠官和谥号,连宋哲宗当年亲笔为司马光们题写的碑额也被毁掉,他们的后代也遭到贬黜。章惇还欲“掘墓劈棺”,宋哲宗认为此举对国家无益,章这才罢手。

    范纯仁当年一语成谶,如今在世的元祐大臣几乎都被跨省远贬岭南。

    徽宗无能,蔡京弄权,宋朝再次“底翻天”

    历史似乎惊人地相似。1100年,宋哲宗病逝。这个只活了24年的年轻皇帝没有儿子,这样,只能从他的兄弟里选一个接班人。宋哲宗有5个兄弟在世,端王赵佶不是宋神宗亲生儿子,照说没有候选资格,不过在向太后和章惇等人的大力支持下,赵佶坐上了宋朝最高的椅子,是为宋徽宗。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向太后也过了一把垂帘听政的瘾。

    向太后也是一位保守派,她极其讨厌王安石和新党,因此,在她垂帘听政的短短9个月,宋朝的政治局势又折腾了一次:再次起用元祐党人,废除变法新政。

    宋徽宗,大家都熟悉,宋朝历史上为数不多的“花花公子”之一。宋太祖的胸怀大志、宋太宗的勇猛精进、宋仁宗的宽厚仁慈、宋神宗的励精图治,在宋徽宗身上找不到一点影子。

    “上梁不正下梁歪”。有宋徽宗这样的浪荡皇帝,朝政难免陷入一片混乱。以蔡京为首的变法派趁机把持了朝政。蔡京做了宰相后,打着变法的旗帜,把一些正直的官员不论保守的或赞成变法的,一律称作奸党。他还操纵宋徽宗在端礼门前立一块党人碑,把司马光、文彦博、苏轼、苏辙等120人的名字刻在上面。活着的一律降职流放,已经死了的削去官衔。

    王安石制订的新法,到蔡京手里完全变了样。免役法本来可以减轻百姓的劳役负担,蔡京一伙却不断增加雇役的税收,变成敲诈人民的手段。王安石地下有灵,恐怕也得顿足长叹吧。

    随着苏轼、范纯仁等名臣的先后辞世,这个时候的宋朝廷已经完全沦为尔虞我诈的肮脏之地。君子远离,小人云集。他们没有是非之分,只有党派利益;没有羞耻之心,只有贪欲之念。这如何不让人怀念宋神宗时代,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人的“和而不同”、坐而论道?而如今这个乱哄哄的大酱缸里正孵育着一只又一只肥硕的蛆虫。

    宋王朝就这样慢慢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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