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90年代史学领域爆发了何炳棣与美国教授罗友枝之间关于清朝历史的大争论,何教授关于满族汉化的传统观点遭到冲击,由于发现了海量的满语文档,罗友枝据有关研究认为不存在满族汉化,满清是中国的传统认识在一些人眼里变得模糊起来。
罗友枝注重强调满族独有的个性与特征,满清似乎是一种独立于中国,尤其是独立于汉人的存在。其根据有以下观点:
1.清朝在行政中同时使用汉文与满文的事实被“颠覆”,美国教授白彬菊调查了军机处的档案目录后,得出结论“许多档案并没有翻译成汉文,这些满文档案很多是在清代后期甚至是后期制作的”,新的研究认为清帝国成功的关键在于清朝统治者能够利用他们与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化联系,用不同的方式治理少数民族地区聚居地区和汉族聚居地区,而不是满清贵族被汉化,运用传统的汉族礼仪与制度的治理才使得其能够伟大。此处美国历史学家发现了一些新的材料,重点进行了引用而忽视了更多汉文献的引用,也许是有意为之。军机处存在很多密折只有满文版本,没有一向认为的也同时有汉文版本。满文是一种线性字母文字,现很难学习应用。满文档案早在80年代就在第一历史博物馆对外开放,可查询。由于不经常口头交流,失去生命力。成为满民族的语言历史财富。
2.控制清朝政府的是八旗贵族和宗室王公组成的征服精英,而非汉族士大夫,清朝统治者利用征服精英来管理行政事务,在边疆地区的行政要职上多用征服精英而非汉族官僚。雍正帝创建了军机处,其中任职的都是雍正的亲信,通过使用内廷机构来发起西北地区的平准军事行动,清朝皇帝削弱了外朝官僚机构对于皇权的制衡,将参与决策权限制在一小拨皇帝的亲信中,官僚机构始终无法成功掌握军机处官员的任免权,在乾隆朝,军机处的满族官员数量比汉族官员多73%。内廷的设立进一步加强了皇权,进一步摧毁了宋朝以来的宰相制度,实行了乾纲独断。这是与传统中认为的儒家文化私有不同,认为是满清的一个特色。
3.清代皇帝以特殊的渠道处理蒙古贵族和西藏喇嘛集团的关系,藏传佛教是控制西藏与蒙古的重要手段,在清朝统治的大部分时间里,东北、蒙古,西藏、新疆、青海的行政没有纳入六部管辖之下,清代文献称这些地区为“外”,以区别于明朝的疆域的‘内’,在长城以内的原明代由以六部为代表的官僚机构管辖,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则由八旗贵族和理藩院管辖。清朝开拓边疆的主要动力来于长城之外的因素,而非汉族士大夫主导。满蒙同盟对于满洲统一中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努尔哈赤时期,用‘汉化’来概括建州女真不全面。虽然建州女真采用定居的农耕生产方式,但是他们也饲养牲畜,重视骑射和打猎。蒙古人称呼清朝皇帝为“博克多汗”,西藏人称呼清朝皇帝乾隆为文殊菩萨,清朝皇帝对中原自称皇帝。虽然儒家思想有普世性,但是清朝保留了满、蒙、臧、汉、回五个民族的语言和文化,在清朝的大力资助下,出版了各种语言的词典,促进了五种语言的标准化,边疆地区识字率提高,出现少数民族的文学作品。满清的最高统治者实际以不同的面目出现在各民族面前,建立了一个从所谓内亚(蒙古到东北)到长城以南的黄河江南地区的广泛统治,而中国只是认为是中原一带,因而满清不是中国,她是一个历史上有成就的大帝国,对于边疆地区带有某种殖民性质。这显然带有西方史学的痕迹,中国的拓展疆土不同于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殖民主义,英国是以寻求工业原产地和产品市场无目的,而中国主要是以农业社会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进行影响的,是一个复杂的漫长的历史过程。
4.历史上的辽、西夏、金和元少数民族政权虽然任用汉人做官,但却都抵制汉化,都创造了自己的文字,努尔哈赤宣称他是金代女真的后裔,清朝把北京城称作夏都,在热河承德建立行宫,称作冬宫,建立巨大的木兰围场,每年集结蒙古和其他内亚地区的盟友进行围猎,虽然生活在北京,并被中华文化包围,但满族仍然保留和发展着以满语和骑射为中心的满洲民族认同。满族显然是进行了有意识的文化反抗,但是10多万离开东北,基本是失去了根,不再有渔猎和骑射(除了打仗)活动,八旗子弟日益为汉人的生活方式所吸引,渐渐融入汉人的生活,并在这种生活中成为一种特权阶层。
5.现代中国是不同族群之间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的历史产物,汉民族主义深刻影响了20世纪中国历史话语,要重视少数民族的历史贡献,去汉化理论成为将来历史研究的一个重点。此处的“中国”定义为使用汉语的族群聚居的地区。只有使用超越汉族民族主义来定义国家,才能使蒙古和满洲政府的边疆地区具有合法性。又说在“中国历史的摇篮”中原地区之外,发现了很多令人惊叹的高度发展的玉器文化,指出中华文明并非发源于单一地区,女真和满洲的发源地东北地区有自己独特的石器文化,以龙山文化为代表挑战了汉学研究传统中中原–边疆假设,这形成挑战和问题。这里忽视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传统中国礼仪文化来于关中,带有一种天然的亲和性和包容性,只要认同这种文化就可以称之为中华。夷夏之辩认为关键是否认同这种文化,雍正帝还用夷夏之辩为自己辩护,认为自己是汉文化的继承者和传播者,自认为中华之君。他说,舜来于西,而大禹来于东,都是华夏,而他们满清则来于东北之海滨,同样是中华之人。
我们仔细阅读上述新清史学的观点,不难发现,在强调满清自身特色时,中国这个概念不能够涵盖“满清”,满清超出“中国”。它的最强依据是满清没有得到汉化,而满族是自行其是的创造了一个疆域辽阔的国家,而且治理200多年。
这样的历史叙事当然被批驳,何炳棣指出,
1.罗教授的论文是建立在广泛搜集“第二手资料”基础上的,这点罗友枝也坦率地予以承认。一些 研究认为尽管17、18世纪出现了一定数量的满语书面材料,包括大量的翻译作品和一些纯文学的作品,但奠定满文地位的努力还是失败,满文日渐格式化,毫无生命力,最终弃用吸收汉文化。女真未能创造出足够的女真文学作品,虽然金世宗在位时力图复兴女真文字,结构和形式都较原始的自由抒情作品开始发展,不可能根除已经在女真贵族中深深扎根的汉文学,纯女真文学最终淹没在汉文学中。清朝的皇子都要学习满文,学习骑射,以保证满洲特色,效果也不尽如人意。最终被汉化,乾隆留下了数量最多汉诗作品42000多首,而雍正的汉散文称得清新,康熙从5岁时就读礼乐诗书,沉浸在汉文中,虽然他们竭力避免汉化,时刻在内心提醒不忘满洲的民族特色,但不得不采用儒家一派,尤其是宋朝理学作为治理的理论方法。
2.汉化不是一种强迫过程,是一种放任自由主义,所有的民族在同一个熔炉中扮演不同的角色,例如来自印度的佛教被彻底汉化,唐朝时,西北北方各民族的逐渐汉化,1万多户突厥人居住在长安附近,汉朝时允许北方少数民族住在边境。
3.努尔哈赤精通汉文、满文、蒙古语,当时并没有满文的《三国演义》、《水浒传》,努尔哈赤读的是汉文版本,他和后继者皇太极都意识到保存满族特性是明智之举,创立了满族文字,康熙是第一位对汉文化产生真正倾慕的满族皇帝,他要求皇子必须在监督下接受数年的汉语教育,这项规定被严格地遵守到王朝灭亡时,康熙帝向孔子的牌位行叩头礼,康熙钦定的百家姓中孔姓排第一,清廷全心全意地倡导并努力付诸实施的是儒家思想的一派——程朱理学,增加了一些强制性规定,坚决主张性别隔离和妇女的绝对附属地位,逐渐将“忠”的定义从原来臣民的良知决定关系改变为对所有统治者的无条件绝对服从,无论这个统治者有多么愚蠢或无道。1679年康熙诏令地方政府荐举有名望的学生,为他们举行特别的廷试,即使是最“坚定的”忠明之士也被软化了,他们清楚到目前为止没有那个中国统治者能像这个皇帝那样信奉儒家。正是这种汉化政策,使得满族统治者博得了汉人的衷心拥护,清朝进入了100多年的繁荣发展时期,在太平天国运动中得到了回报,以曾国藩为首的汉族精英为大清江山出生入死。在征服蒙古、西藏、新疆过程中汉人都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因此满清是当时中国的形象代表,是毫无疑问的,满族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过于强调满族的特性与作用,忽视满族对汉文化的吸收与使用是罔顾事实,取消汉化理论是徒劳的。其用心是值得玩味和需要警惕的。
民间的观点认为清朝末期的腐败,对外的割地赔款,清廷的保守和顽固,让中国衰落,给了很大的指责,这是表现了历代朝代衰落的规律一面,但是不能否认清朝还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个传统的王朝,认为满清不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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